华语与英语的关系华语同英语在新加坡都具有特殊的地位，二者关系是本地华语教育的最主要外部矛盾，涉及国家的总体语言政策和社会发展规划。全球化浪潮给人类的语言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从新加坡的华语运用来看，一方面，中国的迅速崛起，激发了人们对华语和华族文化的热情；另一方面，英语，这个被Philipson称作语言帝国主义过程中全世界语言的谋杀者，对华语的威胁也在日益加深。
新加坡政府对多元文化的语言市场实行精心的计划调节，但借用法国当代思想家Bourdieu的术语，华语的“资本市场” 正在遭受英语的侵蚀和挤占。
二战后，东南亚纷纷摆脱殖民地统治，在独立建国过程中，有多个国家实行双语政策，但都毫无例外地选用一种本地语作为双语或多语中的必知语。如菲律宾的菲律宾语(他加禄语)必知双语政策，印度尼西亚的印尼语必知双语政策，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必知双语政策，唯新加坡独树一帜，确定前殖民者的英语为必知语。很多研究新加坡语言规划的国内外学者(如，Xu&Li，2003)认为，确定英语必知双语政策(English-knowing Bilingualism)是创造“新加坡奇迹” 的一个重要因素。ll JlM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英语必知双语政策有利于对内消除种族隔阂，对外沟通国际科技与贸易，同时，对母语的提倡和维护捍卫了各种族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形成国家的统一价值观。我们认为，在没有任何充分可信的实证性依据条件下，这种将经济成就与语言规划的成功(英语的使用)相关联的假说值得三思。一方面，有与新加坡具有可比性的台湾和香港的反证，此外，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确定以前殖民地的高声誉国际语言(特别是英语或法语)为官方语言，但经济上仍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国家不乏其例，以Kachru(1985)英语辐射三圈理论中的外圈国家为例，其所举国家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其他至今皆为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_2近年来，开始有一些学者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新加坡的英语必知双语政策。例如，Silver(2006)从Bourdieu的“语言资本和场域” (capital and field)理论出发，认为官方在力图建立“母语为体，英语为用” 的双语政策过程中，按照语言市场的交换规律，将经济方面的实用性价值派赋给英语，将传统和身份认同方面的象征性价值保留给母语。这种各司其职的完美设计，忽视了‘场域’之间的相互渗透性。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英语也正逐步获得原保留给母语的象征性价值(symbolic val—ue)。[31今天，英语不但具有了身份认同(identity)的价值，而且，正在缓慢但坚定地向社会交往、家庭用语和个人生活场域渗透。
最新的发展是，据2004年的官方数字，使用英语的华人家庭渐渐赶上华语，占受访家庭的48％。Ager(2005)认为，规划一种语言总是相对于对其构成竞争的语言(他称为敌语，enemy lan—guage)而进行的。_4_l 英语和华语的关系，是决定华语在新加坡地位的最根本因素，华语与英语正在经历的此消彼长的态势，是目前对华语教育的最大威胁。但这只是表面现象，Zhao＆Liu(2007)的一项研究，揭示了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和文化的社会，目前华语地位的提高，并不是简单地决定于与其形成直接竞争的英语，而是如下面的讨论所示，需要在更深层次上处理与之处于错综复杂关系的其他两大母语的关系二、华语与其他两种官方母语的关系国际语言规划专家Kaplan&Baldauf(1997)在构建他们的语言生态理论时(语言生态论是挪威社会语言学家Haugen于7O年代首先提出的，但作为语言规划理论框架进行系统阐述和建构的是Ka—plan和Baldauf)，新加坡的语言规划和发展，曾被作为世界范围内典型的生态平衡模型。 J3 捌 新加坡社会由华、印和巫(马来)三大民族组成，“母语为体，英语为用” 的双语政策的特点是，以英语为族际通用语，政府同时通过教育和媒体，推广三大主要民族的“官方母语”。保持母语之间地位的平衡，这一语言国策长期以来被看做是维护语言生态平衡、保证社会团结的重要国策。
那些以批判眼光分析新加坡语言政策的学者认为，以语言生态平衡为核心的规划结果，人为地限制了华语的发展。如Xu&Li(2003)以及Tan(2003)等人的研究。Xu&Li(2003)对官方处理英语和华语的关系早有比较尖锐的批评。认为官方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在对华语实施有系统的围堵(step—by step containment)和蚕食策略。表面上提高华语不遗余力，实际存在着一个“欲夺先予”
(give—and—take game／cat．and．mouse play)的隐性政策。所谓的“讲华语运动”、“华语特选学校” 和“华语精英” 的鼓吹，都是这种隐I生政策的代表，即这些看似提升华语的措施，是每次华语遭受官方政策更大打击后的一种表面的安慰和补偿。 l Jl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在华语精英中流行的政府对华语明生暗降的“阴谋论”l7 Jl虬。尽管这种指责也许令人难以苟同，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虽然官方话语一直反复强调英语与母语在国家的语言资产中各司其职，但事实却无可辩驳地表明，华语正在被逐渐地排除家庭领域——这个被语言规划学者视为濒危语言的最后堡垒和保护地¨ 。
Tan(2003)从Tollefon等人的历史结构主义(historica1．structural approach)立场出发，认为新加坡正在走向以“语言阶级结构”为特色的等级社会(见下文的讨论)，并指出，政府意识到语言资源占有的失衡，试图弱化由此而带来的英语公民与非英语公民之间紧张的社会政治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Wee(2003)试图运用语言功利主义(instrumentalism)分析英华两种语言的冲突时指出，由于中国及其他中文社会在经济上的成功，华语在语言市场交换中其经济价值也在增加。 但是，由于新加坡的语言地位规划，肩负着服务国家建设和促进种族和谐的双重使命，使华语商业价值的发挥在官方话语中受到极大限制。为维护小心翼翼奉行的多元种族政策，政府绝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因华语经济价值的提高，而将其提升到其他两大族母语之上。
语言政治历来被作为维护社会安定和种族和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现任资政李光耀曾说，新加坡是一个马来世界中以英语为主的华人社会。新加坡历史上虽然没有发生过如印度和孟加拉那样的因语言问题而引起的骚乱，但联想到语言是当初离开马来西亚联邦的部分原因，并曾造成过种族关系的紧张，任何关涉语言方面的举措，政治家和社会精英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尽管这样，来自其他两大友族的微言怨语仍不免时有所闻。在前一个关系中，我们强调英语与华语的竞争关系，就整个语言生态平衡来说，华语地位的消长，是英语与其他两大母语共同作用的结果。华人虽然为占新加坡总人口76％的主体民族，但语言规划学者一直强调，语言地位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统计学问题，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H．Kloss，C．A．Ferguson及w．A．Setward等的研究，对此都有深刻认识。这些学者们的研究发现，语言地位的决定，与讲某种语言的纯人口数量相比，其他一些经济政治和文化宗教等因素更为重要。如操该语言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该语言在境外的国际声誉，该语言是否具有大传统(Fishman的“大传统”主要指该语言历史上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以及与该语言形成竞争的语言的使用人口分布是否集中，文化凝聚力是否强大，社群内部是否团结一致等等，这些在决定语言地位时有时是可以起关键作用的。正因为如此，少数族裔或少数人口的语言被选作国语或发展成强势语言的情形，世界各地都屡见不鲜，新加坡的近邻印尼和菲律宾就是这样。
新加坡语言演变与保持的最新观点，是Stroud&Wee(2007)提出的“语言社会消费” 论(So—ciolinguistic Consumption)。这两位学者认为，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新加坡，随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消费主义特征，成年人的语言选择倾向也如同对品牌的风从，主要是受群体文化的支配。他们的个案访谈数据表明，年轻人之所以避免使用某一种语言，跟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族属无关，而是一种追求群体认同安全感的消费行为。¨ 因此，他们主张在考察新加坡的语言规划和习得的影响因素时，应该弱化种族、国家和阶层等历史结构主义的概念，而强调生活(消费)环境变项的影响。无独有偶，Chew (2007)所做的一项实证性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Chew的研究表明，在今El全球化趋势加强和物质主义流行的新加坡，人们对语言，特别是语言(英语)变体的选择，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语言的商品价值，而难以从种族／国家认同和文化传承等官方话语里得到解释。她因此强调政策制定者要与时共进，从全球化高度来调整国家的语言规划格局，务实求变，重新审视将语言作为种族／国家和文化标识的政策。¨综上所论，一方面，英语与华语的最新发展威胁到语言的平衡，政府意识到华族社群家庭用语的改变，将带来的英华两种语言新的潜在冲突，学者们(如Stroud&Wee，2007；Chew，2007)也在理论上寻求对现行语言规划框架的突破；另一方面，面对华语在官方厘定的语言资本市场的增值压力，决策者面临为华语重新定位，寻找新的语言生态平衡点的挑战，而这都需要在维护政治稳定和族际和谐这个压倒一切的框架中获得解决。这一挑战正在考验着新加坡的政策制定者。“语言政策的决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考虑远远超过语言上的考虑。” 挖 新加坡语言规划能否挣脱传统思维定势的束缚，达到新的平衡，使华语地位能够借中国崛起这个巨大推力得以提升，我们将密切关注。
三、语文教育与语言教育的关系1956年，《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发表，其中一项重要的建议是学校至少要教授两种语文。自1959年新加坡建国起，这项政策便开始实施。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加坡的中小学开始“统一源流”，教学媒介语转变为英语，华语只是母语和德育(“好公民”)课堂上的教学语言。到本世纪初，随着华人家庭用语的巨变，华语在母语课堂的媒介语地位也开始受到挑战，引起争论。波澜起于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文化学部吴英成博士进行的“双语教学法” (BA—Bilingu~Approach)试验。这项试验始于2002年，在4所具有教会背景的英文传统学校(后扩展到11所)里，允许并鼓励华语课堂使用部分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其中包括用英语解释疑难词汇，给出部分课堂指示语等。因为英语在新加坡被官方定位为第一语言，华语课堂部分使用英语，其目的是最大程度地利用学生本已内化的语言资源。这一理念的提出，正如吴本人(Goh，2007)事后总结所说，在当时“捅了马蜂窝” ，引发了一系列公共论争。争论主要集中发表在两份核心报章(即华文的《联合早报》和英文的《海峡时报》)，参与者涉及学校老师、家长和维护华语地位的公众人士。反对者主要担忧的是“双语教学法”的采用会进一步降低新加坡学生的华语水平，进而削弱华语在社会中的地位。吴英成(2003)在回应社会大众对于双语教学法的担忧与争议时指出，正是因为其方法的科学性和对于英语背景学生的适用性，反而可以使华语教学更为有效。_1从语言与教学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双语教育法”之争，其实质即语言教育还是语文教育的问题。由于新加坡的双语社会环境和语言的代际转换，几乎任何一个语言课堂，包括华语和英语课堂，都由各种层面的语言学习者构成，其中包括第一语言学习者和第二语言学习者，甚至外语学习者(非华族儿童选学华语者日增)。但由于新加坡的华语教育一直肩负着交际功能、文化传承和思维训练等多重任务，华语课堂以怎样的方式教授，即成为语言规划的大背景下值得讨论的课题。
关于第一语言教学(L1 teaching)和第二语言教学(L2 teaching)等定义的内涵，是语言教学和规划领域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议题。Kaplan&Baldauf(1997)认为应该从教学(语言学)、政治和社会三个角度来考察其界定。_6 结合本文的论题与新加坡华语教学的社会文化环境，我们对二者在教学方面做如下的区分：
体制前便有争议。早在1974年，新加坡教育部就设立专门的研究项目和教材设计项目，编写出第一套新加坡小学华语学习指导材料。这套教材由核心部分与补充部分构成，核心部分为第一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学习者都必须修读的，而补充部分则主要为第一语言学习者所设立。更为关键的是，这套教材在初级阶段使用英语释词，内容安排具有明显的结构主义色彩，如重视句型操练、内容以语法结构繁简梯度编排。尽管主持此次教材编写的洪梦珠博士本人(个人访谈)否认该套教材的第二语言教学倾向，但关于新加坡华语教育是语文教育还是语言教育的两条路线之争还是由此产生了。此后，新加坡教育部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发并启用了迄今为止新加坡小学华语课本中语言难度最高、内容安排最接近语文(母语)教学的一套教材“好儿童”，再次引发一场语言教育还是语文教育之争，要求降低难度的呼声主要来自英文背景的家长。接下来的教改(2002)对上世纪9O年代的语文教学倾向有所修正，但语文还是语言教学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至最近一次(2006)的以“单元教学模式”(Modular Approach)为特色的教学教材改革，虽然其显性目的是满足来自不同家庭语言背景学习者的多样化需求，我们认为总体是向二语学习者(即英语背景学生)倾斜。但另一方面，无论教材还是教法，都没有体现出如我们上表所分析的系统的二语教学理念。
新加坡华人社区语言使用的历史发展背景是：建国4O年来进行了两次自上而下的语言变革，第一次是由方言转为华语普通话，第二次则是由华语逐渐转向英语。语言规划的初衷是双语教育，结果是英语一枝独秀，三大母语日薄西山。本世纪初的调查统计显示，华人社区中以英语为生活用语的家庭，在数量上与华语家庭已经基本持平。由于大一统的国家教育体制，公立学校成为语言规划的有效场域(domain)，华语教育是语言教育还是语文教育的两条路线之争的最后解决似乎已迫在眉睫。可惜，前面提到的2003年的争论，正当山雨欲来风满楼时，突然以新加坡方式戛然而止。但是，这场风乍起又风平浪静的争论，再次体现了新加坡华语教育所担负的特有的社会文化功能，也反映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话语模式中，新加坡华语课堂所面对的两难处境。
从语言教学的角度，参照我们在前文所作的论析，吴英成倡导的“双语教学法” 仅是在某些特征上采用了二语教学因素。主要体现在采用英语作为媒介语这一特征上，并非系统而全面的二语教学法，在一定意义上符合新加坡小学华语课堂的语言与社会特征。华语课堂作为仅存一门母语教授的课程“好公民”(为不固定的非考试课)，每一次方法上的改革，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功效，很容易引发社会人士、学校与家长的一系列反应，相关的社会争论中不乏诸多的误解与担忧，但这样的现象，也正和新加坡华语所特有的社会文化国情相关，超出了纯粹的教学之争。这提醒我们，在进行看似简单的课堂媒介语改革时，除了需要进行严谨的语言学考证，也要考虑到社会文化的特殊情况。如下述关系的分析表明，语言与语言教学在任何一个社会文化中，都从未孤立于其社会文化和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存在过，在新加坡这样一个语言生活不断快速变化的多语国家，语言牵扯到种族、文化、身份认同、国家权力结构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