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重要决定，开始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兴旺、人民福利和国家未来的重大决策。这一工作由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主持，由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亲自担任组长。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党中央对当前和今后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高度重视。
在
这一战略方针，当然也适用于作为国民教育一部分的外语教育的发展。
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
在国民教育或全民教育这一整体中，外语教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民的总体外语水平，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和经济建设以及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的发展，它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防与安全。马克思曾经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他所说的人生斗争，包括小至个人为生存的斗争，大至一个阶级或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福利的斗争、一个民族求发展的斗争、一个国家在全球环境中立足的斗争、以及人类与大自然求得和谐共存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外国语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武器。当年，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在为争取无产阶级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就充分发挥了外国语这一有力武器。
在我党建党历史上，以及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一段时期中，外语和外语学习都在不同时期和场合受到重视并发挥重要作用。在建党之前，由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辈发起建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正式成立的次月，即9月，就创建了“外国语学社”。一方面，以公开办学的方式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同时也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开展革命工作培养外语人才。先后在学社上学并从事秘密革命工作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以及革命作家丁玲、曹靖华等。
1921年我党成立后，为了培养革命人才、建立了上海大学。它是我党建立的最早的干部学校。此校设有英国文学系，茅盾同志曾在此校讲授英语课。
在延安抗日根据地时期，我党曾建立外国语学校，开设俄、英文课程（此校即今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这一时期，我们党曾接待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白修德等西方进步人士，以及美国军事观察组的访问。同时，抗战期间我党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机构以及我党驻香港人员，也通过外语进行了大量的对敌斗争和对外宣传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使外语（主要是英语）有了重大用武之地的事件——抗美援朝战争。不论是在战斗进行期间，还是停战谈判、教育战俘以及揭露敌人细菌战罪行的工作中，英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就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而言，在50年代前苏联派遣大批各方面专家来华工作，这对我国的俄语教学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60年代初，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外语教育改革的九字方针：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他以“一条龙”这一通俗的语言比喻自小学到高中直至大学公共英语的教学应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这一教导指出了我国外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给我国外语教育极大的推动。但好景不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整个国民教育处于停滞状态，外语教育自未能免。
1976年，“文化大革命”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结束。两年之后，小平同志发出了“改革开放”的号召。我国外语教育不仅得到全面恢复，而且因国内外形势的需要而获得新的生机。伴随着我国外交地位的不断提升、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改善、对外贸易的长足发展、世贸组织成员国地位的确立，尤其是我国取得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权之后，举国上下，首先是首都北京，在提高人民大众的英语水平方面更是取得了极大进步。
历史证明，外语教育无时无地不在关系着我国的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三个面向”与外语教育
1983年国庆节，当时以突出英语教学为特色的北京景山学校迎来了一个难忘的日子，邓小平同志到校视察，并为师生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个题词不仅指明了我国教育建设的发展方向，也向全体国民，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学生，肯定了学习外语的重要性。要实现现代化，一方面，要自力更生，发展自身的潜力，同时，也必须面向世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引进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洋为中用，提高自身国力。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必须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水平，其中当然包括外语水平。小平同志关于“三个面向”的指示，从长远战略的高度指出了外语教育的重要性，给了全国外语教育工作者以极大的鼓励，推动了各级各类学校对外语教育的重视。时至今日，这也是规划我国外语教育的重要指导方针。
“三个代表”与外语教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继邓小平理论之后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又一重要发展。它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也是上层建筑发展的理论基础。而要落实“三个代表”的理念，外语和外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小平同志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在当今世界上，85%的科技信息和资料是用英语储存在电脑中的；80%的科技工作者要利用英语进行科研；90%的国际通讯是用英语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已经成为一个实际上的国际语言。我们要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发展生产力，不掌握外语，尤其是英语，只能是事倍功半。
第二，代表先进文化，不可缺少两个方面：对外宣传优秀的中华文化和吸取他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来丰富我们自身的文化。这两者没有外语是办不到的。
第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这一最根本利益，首先就是要解决温饱问题。而在吃饱了肚子之后，就是受教育的利益。而良好的国民教育中，不能缺少外语教育。良好的外语教育，应是全民教育的重要部分。
总之，要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少不了外语教育。
“和谐社会”与外语教育
党中央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构想，不是只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而是一个全球的概念：“和谐社会”的最高形式就是“和谐世界”。这也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而我们中国长期来以“和为贵”、“和平共处”的理念，尤其是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的30年，致力于建立和谐社会的努力，在去年夏天成功举办的奥运会和残奥会上绽放出最鲜丽的花朵。我们所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响亮口号，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联接在一起，为“和谐世界”的实现做出了巨大努力。而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外国语这个各国人民交流思想、沟通信息、建立友谊、相互学习与共同发展的工具，要建立“和谐社会”进而实现“和谐世界”是不可能的。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要“增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要做到这一点，有必要大力发展全民外语教育、提高我国人民对外国语的掌握程度。
从国家战略高度看外语教育
要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首先必须提高全体国民的道德、人文、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一句话，就是要把全民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而外语教育是全民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要落实“三个面向”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必须使我们的广大国民普遍具备一定的外语水平，能够通过外语这一工具，从事科学研究，吸取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技术，来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素质，使我们能够从一个人口大国发展成为一个人口资源强国。在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外语教育将起重要作用。这一点，不仅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发达国家也同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试看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1957年，前苏联抢在美国之前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惊了美国当政者。他们立即组织人力检讨美国的教育。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外语教育。次年，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教育法》，把国民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规划，其中第6条就是对开展外语教育的专门规定，主要是对俄语人才的培养。其后，1959年所通过的《国家安全局法》、1984年的《经济安全教育法》、1993年的《国家安全教育法》等法规都要求对政府各类工作人员，尤其是国家安全人员加强外语培训。
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这件事震撼了整个美国。之后对此事所展开的调查证明，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在9·11之前就曾经获得涉及这一攻击的准备工作的某些材料，但这些材料大部分是阿拉伯文或某些远东区域语言的，没有足够的人力把它们及时翻译成英语。否则，可能会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得到一定的线索。
2002年1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语言与国家安全”的通报会。会议一致认为，美国为了国家安全的战略目的，必须大力加强国民的外语教育。2005年，美国国防部发表名为“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号召”的白皮书，提出了对“国家外语和文化能力战略的迫切需求”。2006年1月，美国联邦政府正式颁布“国家安全语言行动计划”，提出对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外语教学进行资助，大力开展对外语教师的培训，开展高级外语人才的培养，包括阿拉伯语、汉语、俄语、朝鲜语、波斯语、印地语和中美洲语言。到2007年，加强学习的关键语言又增加了乌尔都语、塔吉克语、旁遮普语等。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美国近年来大力开展的汉语教学。美国教育部选择了4所著名大学来启动被称为“汉语教学旗舰”的项目，并与如南京大学等中国大学合作，大力开展汉语教学活动。这一活动派遣美国学生到中国大学学习汉语、参加汉语水平测试，安排学生到中国人家庭居住并在中国公司和机构中实习。美国“国家外语中心”在美国国防部和国家情报中心支持下，仅在2007年，就派遣了1300多名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
从以上所述情况可以看出，50年来，美国政府从国家战略的政策高度出发，大力开展外语教育。这一点，是十分值得我们借鉴的。
关于以科学发展观规划我国外语教育的8条意见
综上所述，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在我国正在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之时，有必要从国际战略的高度，以科学发展观来规划作为教育总体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外语教育。总体来说，要解决下述8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建立一个国家外语教育的统筹协调机构。
如上文所述，为了适应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外改革开放、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需要，必须大力培养高水平的外语人才。中国是一个学英语的大国。不仅从小学起，一直到大学都开设了必修的英语课程，初步做到了普及英语教学。在社会上，大量成年人也在以不同的形式提高自己对英语的掌握，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已退休的老人。但是，我们还需要从政府行为的角度，来把外语学习，或说把全民外语水平的提升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层面上、一个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和安排。我们有必要参考美国政府成立“国家外语中心（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的做法，在国务院领导下，由教育部、科技部、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国防部、安全部等部门代表人员以及主要外国语大学校长共同组建一个机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协调我国高水平外语人才的培养、安排与使用。各使用外语人才的机构，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个对各类外语人才需求的中长期计划，并对各外国语大学和院系提出具体的培养要求。
第二，应由教育部有关司处（主要是基教司、高教司与师范司）统筹策划，制订《国家英语课程标准》，在现有《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和《大学英语教学要求》3个标准的基础上，制订出一个涵盖大中小学英语教学的“一条龙”式的《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与教学要求》的文件，依此统领国家英语教育，使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英语运用能力能够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
在制定这一文件时，应经过充分研讨论证，确定小学、初中、高中直至大学英语这“一条龙”的4个阶段的目标要求与教学重点。例如，小学阶段应首先培养儿童对英语的兴趣及日常生活口语的听说能力，并养成语音、语调的良好习惯。从儿童时起，就力避“聋子、哑巴英语”之弊，免得到大学时再来解决。初中阶段，则应在继续培养基本语言技能的基础上，授以必须的语法、语音知识，并扩大语言接触范围。高中阶段，则应在加大阅读量、扩展语言接触、增加词汇量的基础上，培养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并注意学习策略与文化意识的培养。到大学英语阶段，则应以任务型教学为主，在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基础上，着重培养以英语完成一定任务的能力，包括在《标准》规定的话题范围内进行口头和笔头的表述和翻译；以及用英语获取和处理信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若能有这样一个“一条龙”式的涵盖小学至大学英语的课程标准，就可以把国民英语教学放在一个科学、有序、目标明确的完整框架内，使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能够真正具备英语的基本综合实用能力。在此标准试行有成后，再视需要制订其他语种的国家课程标准。
第三，外语教育应自儿童时代开始。
多年来，众多中外学者对学习外语的起始年龄问题多有研讨，主流看法是以在儿童时期的“关键期”开始学习外语为佳。从目前各国基础教育的实施状况看，自小学阶段起就开始学习外语已成为普遍趋势。欧盟委员会最近发表的新闻公报显示，各成员国儿童开始外语学习的起始年龄正在逐步降低。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儿童在8岁到10岁之间就开始学习第一外语。在西班牙和比利时的部分地区，幼儿园儿童即开始学习外语。在亚洲，日本和韩国均计划在小学三年级起试验开设外语课。
在我国，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国家英语课程标准，县城以上中等城市小学从三年级起逐步开始英语课程。而目前的状况是，绝大多数大城市都在一年级起即开始学习英语。双语幼儿园也在普遍试行。
这种情况，不仅是当前大势所趋，而且，从战略眼光来看，也是培养国家急需的高水平外语人才所必需。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过，培养人才，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只有在全民的、大众的外语教育的基础上，普遍提高儿童、青少年的外语水平，才有望在他们当中培养出类拔萃的外语人才，弥补我国高水平外语人才的不足。
第四，国家应拨出专款，设立国家级外语培训项目。
从目前情况看，在我国除学校开设的外语（主要是英语）课程外，学校以外的外语培训活动主要是由民间资源或国外投资开办的各类培训学校。当前规模比较大的有新东方学校、华尔街外语学校等。但这类校外外语教学还没有得到国家层面的安排。而以美国为例，他们分别由国务院（富布赖特外语教学资助项目）、国防部（国家安全教育项目）以及州级的教师培训项目等对校外外语教学给予国家拨款，重点放在阿拉伯语、汉语、俄语、波斯语、韩语、印第语等“关键语言”上。美国政府为以上各项目在2007和2008年年拨款均在1亿美元以上。美国国会于2007年春要求美国政府将原有的《国家外语协调法案》提升为《国家外语战略》法案。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是把外语教育摆在国家战略的位置上来考虑的。这一点十分值得我们借鉴。
关于外语培训，还要着重提出一点，就是我国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外语水平提高的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外语掌握相比，我国政府工作人员的外语水平相差较远。当然，改革开放30年来，这方面的情况已有较大的改变，但总体来说，我们政府工作人员在对外交流中还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翻译。这种情况，急需改变。一方面，在正式对外交往中，按照国际惯例，我们政府官员应当使用本国语言。但在我国的外交活动历史中，都不乏因我们的国家领导在某些场合使用了对方的语言而打开了局面、建立了友谊或在外交斗争中取得进展的事例。近几年来，我国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开始举办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外语进修活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举措。
第五，要大力加强除英语外的其他重要外语的教学。
目前，在我国现有的外国语大学（及学院）以及一些综合大学的外语院系中，除英语外，一般均已开设其他联合国官方语言的课程。但在基础教育阶段，除普遍开设英语课外，只有东北等地区的为数不多的中学保留着俄语和日语的课程。此外，有些省市的外国语学校开设少量的法、德、韩语等课程。一般情况下，一种外语在大学入学时（一年级）才开始从字母学起，经过4年的本科学习是不可能达到较高水平的。但我国目前即使就英语专业而言，高水平人才（如同声翻译人员、高级会议的翻译人员、复合型外语人才）也很缺乏，而其他重要外语的高水平人才更是严重不足。而高水平外语人才，必须在较早年龄段开始学习方能造就。因此，国家应有计划地从义务教育阶段起就开设除英语外的其他外语课程。同时，鼓励外语环境较好的大城市里的中学开设选修的第二外语课程。
第六，必须大力加强教师培训。
提高我国外语教学质量的关键问题在于教师。就语言类院校而言，大师级的外语教师已是青黄不接、后继乏人。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合格外语教师缺口则更大。仅以小学为例，合格英语教师缺口为26％。倘在中、小学开设除英语外的其他外语课程，则首先必须解决师资问题。因此，我国政府应采取措施，增加师范院校中外语专业的招生数额。应通过调查统计，按照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学习外语的学生以及为今后发展所需要培养的外语人才的数额来计算出所需各级各类外语教师的数量，以此为依据安排师范院校外语专业每年的招生计划。同时，大力加强对现有外语教师的国家级培训。
第七，须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
我国的主要兄弟民族，如藏族、蒙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苗族、朝鲜族等，都主要群居在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直接接触。这些接触包括商贸的、文化的、教育的、安全的、外事的，以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这些兄弟民族倘能知晓周边境外国家民族的语言，对上述各方面的对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反恐”已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目前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随着国际恐怖活动的加剧，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反恐活动的对应力度。而加强群居在边境地区的兄弟民族人民的外语掌握也就更加具有战略意义。
第八，一个附带的（因为它不属于外语范畴）然而重要的问题——我国境内各民族语言的共存共荣。
当前，由于整个国家经济状况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提高，各民族的语言学习也在日益发展。各兄弟民族人民由于学校中汉语课程的普及和日常生活接触中的需求，他们的汉语掌握水平日益提高。但反过来看，作为我国人数最多的民族的汉族，对各兄弟民族语言的学习和掌握则显得相对不足。这关系到我们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更好地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好地保护和发展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以达到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发展，都值得我们给以更大的注意。这实际涉及我国的民族政策，也关系到我们的战略方针。
综上所述，我认为，大力发展和提高我国的外语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它涉及到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外交关系、经贸往来、国际合作、国防安全、反恐斗争、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全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提高。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人是决定性因素。把一个人口大国发展成为一个人力资源强国，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这就需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只有大力发展全民教育事业，才能真正建设起人力资源。而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民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外语教育。它关系到“三个面向”指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规划我们国家今后的外语教育。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原载《光明日报》
本刊刊载的是作者提供的完整版，编辑时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