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对我国的启示
一、美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概述
（一）美国外语政策国家安全目标的形成
自1958年美国开始制定明确的国家外语政策以来，美国的外语政策就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在
美国国家外语中心（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NFLC）长期呼吁从国家安全高度制定美国的外语政策。该机构的刊物《政策问题》（Policy Issues）发表了多份报告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2000年11月， NFLC在其《政策问题》发布“语言、国家安全与学术领域：联邦行动建议”报告。该报告指出：“外语一直被认为对于国家安全是不可或缺的。”
2003年，美国众议员霍尔特（Rush D.Holt）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安全语言法案》（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Act）。
2005年，美国参议员阿卡卡（Akaka）和另外3名参议员一起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国家外语协调法案》（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oordination Act），该法案提出：美国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家外语协调委员会（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oordination Council），设立“国家语言主任”（National Language Director），统领政府的教育部、国防部、国务院、国内安全部等几十个部门，协调统一的外语政策。
2005年，美国国防部发表了白皮书：“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该倡议的目的就在于适应“国家外语和文化能力战略的急迫需求”。
在这一系列的会议和提案的推动下，
纵观美国1958年以来将近半个世纪的外语政策，可以非常清楚地发现，美国外语政策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自一开始就具有非常鲜明的国家安全目标。
（二）美国外语政策国家安全目标的内涵
从以上介绍的美国相关政策的内容分析，美国外语政策国家安全目标涉及国家外语能力规划、外语人口规划、外语语种规划、外语教育规划、外语资源利用等几个方面。
1. 外语能力规划
美国国防部的倡议直接针对国家外语能力提出，美国外语中心也有多项政策建议涉及国家外语能力，“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也主要是针对国家外语能力。
美国国家外语中心终身主任兰伯特（Richard D. Lambert）多次发表论文专门论述美国制定全国性的基于外语能力的外语政策的必要性。
2. 外语人口规划
在外语人口规划方面，这些政策都涉及具体的外语人才数量，具有明确的外语人口规划特色。比如美国学习阿富汗官方语言普什图语人数太少的论证就是从外语人口进行的规划。
3. 外语语种规划
在语种规划方面，美国多项外语政策批评9·11之前美国学校只注重教授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甚至拉丁语等欧洲语言，而对于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更重要的所谓“关键语言”则一直不受重视，“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所谓关键语言提出的。
4. 外语教育规划
在外语教育规划方面，美国多项政策都要求外语教育从幼儿园一直延伸到中学、大学、研究生教育和成人终身教育。美国教育部提出的“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项目的实施方案中就提出了具体的外语教育规划。
5. 外语资源利用规划
美国政府多次开展对美国国内能讲外语的移民（移民的母语）建设战略性的人才库，保证在急需这类语言的人才时，能找到这些移民。这是美国充分利用美国国内外语资源的政策，也是借鉴于澳大利亚的“移民语言能力对国家是一种外语资源”的思想。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美国从国家安全高度制定外语政策是美国当前国家安全的需要，其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也非常全面。
二、我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的必要性
参照美国的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反思我国的外语政策，可以发现，我国外语政策几乎没有明确的国家安全目标。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建构符合我国的国家安全需要的相关外语政策。
当前，我们制定外语政策不仅仅要具有传统的国家军事安全的目标，还必须具有全面的国家安全目标，因为当代的国家安全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延展，包括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而且国家安全不仅仅有国际因素，还有国内因素，这也是我们把握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时必须面对的。
为此，笔者认为，基于美国的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的启示，我们至少应该从以下五个层面建构符合我国国家安全需要的外语政策。
（一）外语政策的国防安全层面
我国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国家，虽与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但也存在很多的不同。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试图“改变中国”，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不仅认为在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不是不可能发生”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而可能结果之一是“俄罗斯和西方军队最终进入天安门广场”，甚至建议美国政府“充分增加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让美国坐收渔利。
同时，我国疆域广阔，与众多国家接壤或近邻，这些国家的国内情形也与我国的国防安全密切相关。这些国家大多与我国语言不同，而且存在很多方言。
所以，中国可能长期面临国防安全问题，而中国国防安全需要研究很多相关问题，需要了解与分析相关国防信息。这些研究和信息都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因为可能与中国存在国防安全冲突的国家大多与中国存在语言差异。
应该说，在国防安全层面，我们目前需要相当数量的掌握西方语言、邻近国家语言（包括其方言）的外语专业人才和一批深度掌握这些语言的外语专家。
当然，外国势力也可能以各种形式危及我国的国防安全，制定我国外语政策也就必须考虑这一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时代，语言作为信息载体，对于国防安全的重要性更为显著。
（二）外语政策的外交和国际交往安全层面
我国外交和国际交往首先需要更多的掌握不同外语语种的专业人员，尤其是对于掌握一些关键语种的专业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
我国目前的外交活动与国际交往正在不断增加。由于种种原因，新独立国家总在出现，那么，与新近独立国家的外交需要新语言的外交人才。随着与已经建交国家的交往深入，我们也需要懂得一个国家的地方语言的外交人才，即使与像英国这样的传统国家交往，尽管我们有丰富的精通英语的外交人才，但随着交往的不断深入，我们也可能需要更多的懂得威尔士语、苏格兰语的外交人才。
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外语人才所能使用的外语语种，还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外交和国际交往的需要，比如我国掌握阿富汗众多不同方言的外交人才就非常稀缺，我国掌握普什图语的人才比美国还要少。
这样的稀缺很容易导致外交和国际交往的困难，比如我国在阿富汗工人被绑架等问题，都需要我国有掌握这些语言的外交人员和专业人员，否则只能通过翻译进行外交活动，难以直接开展外交事务。
外交活动和国际交往的增加，使我们还需要精通外语的专家。我国与日本的交往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能精通日语的外交人才，比如对于日本政治家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上使用的各种表达方式（从“遗憾”、“道歉”，到“谢罪”等），都需要对日本语言和文化、日本外交政策的深度掌握。
国际社会文化交往尤其需要精通外语的专家。
同时，外国势力也可能危及我国的外交与国际交往安全，制定我国外语政策必须考虑这一方面。
（三）外语政策的对外经贸安全层面
对外经贸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可以说，没有对外开放，我国的改革不会这么顺利、这么成功。但是，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对外出口的增加，对外经贸冲突也不断出现。因此，对外经贸活动深入也需要更多的外语人才。
对外经贸活动的不断扩大同样需要掌握更多外语语种的专业人员。
以前一些和我国没有直接经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很可能现在已经成为我们重要的经贸伙伴，比如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我国的邻国，现在与我国的经贸关系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能源战略方面。但由于这些国家是新近独立国家，我国掌握这些语言的经贸人才还难以满足我国与这些国家经贸关系的需要。我国对外经贸也已经深入到很多国家内部，深入到一些国家的方言区，比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那么显然我们就需要更多掌握这些方言的外语人才。否则，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商品在国外被烧、被抢等问题。
同样，对外经贸需要更多精通外语的专家。
随着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我国企业需要更深入的语言视野。比如联想集团在国际上以前使用的是Legend这个英语商标，但由于这个商标在很多地方已经被注册，而要使用一个新的国际商标。联想集团最后选择了与世界各主要语言（实际上应该是联想的主要市场）没有文化情感冲突的Lenovo这个自己创造的商标。这说明联想集团的商标最起码需要经过深度掌握世界各主要语言的外语专家的审定。
随着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我国境内的外国经济活动也不断增多，这其中也可能存在危及我国的经济贸易安全的因素，制定我国外语政策当然必须考虑这一方面。
（四）外语政策的对外司法安全层面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增加，国际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也把触角深入到我国境内，国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也与国际恐怖主义沆瀣一气。这使得我国的对外司法工作需要更多的外语人才。
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国外一些刑事犯罪分子也频繁进入我国，进行犯罪活动，诸如贩毒、盗版、赌博、金融犯罪，甚至偷盗、抢劫等都屡屡出现。这些都需要开展对外司法工作。
至于经济活动导致的国际法律纠纷、涉外婚姻与国际旅游等方面民事案件目前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民事司法活动也需要外语司法人才。
显然，我国的对外司法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呈现出新的需求，既需要掌握更多外语语种的专业人员，也需要精通外语的专家。外国势力也可能危及我国的对外司法安全，为此，制定我国外语政策必须考虑这一方面。
（五）外语政策的国内社会公共安全层面
“国家安全分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国家内部安全主要是指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国家外部安全主要是指国际安全， 即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体， 没有受到外来威胁。”在我国，外语政策还是一项涉及国内稳定的社会政策。
首先，目前我国从小学生到博士生都必修外语课程，因此外语教育政策涉及2亿多各级各类学生。外语教育政策是否科学、合理、有效，自然涉及这2亿多国民的利益，尤其是外语教育考试政策更是涉及到谁能够获得入学资格的个人重大利益问题。
其次，我国的职称、职务、职业资格等很多都要求外语考试，能否通过外语考试已经成为能否获得高一级职称、资格、职位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我国的外语社会政策几乎涉及全社会。
由于我国的外语政策涉及到全社会的利益，才使得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政策、职称外语考试政策等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可以说，社会对外语政策，尤其是外语考试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网民对外语政策的批评更是非常情绪化，新浪网关于是否应该“打倒英语帝国主义”的讨论吸引几十万网民参与讨论，很多网民言辞非常激烈，甚至过于情绪化。而这样的讨论很容易激化已有的其它矛盾，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而且，外国势力也可能危及我国的国内社会公共安全，这也是制定我国外语政策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
毫无疑问，在我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上还存在国内公共安全特殊的层面。当前我们尤其需要采取切实得力的措施来强化外语政策的国内公共安全目标的实现。
三、从国家安全高度制定外语政策的可行性
我们认为，基于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和紧迫性，我国制定具有国家安全目标的外语政策也是可行的。目前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制定我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
（一）外语政策管理规划——扩大国家语委职能
美国的政策告诉我们，外语政策应该是国家语言政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防部和国会议员建议设立的国家语言署（National Language Authority）是协调20多个国家部门的机构。
我国目前设立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实际职能并不包括外语政策，也无权协调国家各部门的外语政策。可以说，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统一的外语政策。
我们认为，我国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职能应该进行调整，应该把外语政策的制定与协调等列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职能中去，这样才能真正制定出国家安全目标的外语政策，也才能协调国家各部门的外语政策，使国家安全目标成为我国外语政策不可分割的重要目标。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在国家财政支持下，在大学设立“国家外语中心”。
（二）外语（语言）语种规划——确定关键语言
国家安全的关键语言指与我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关联性很大的语言。人类语言数千种，我们不可能全面教学所有语言。确定哪些语言是对于我国的国家安全最为关键的语言，是开展指向国家安全的有效语言教育的重要途径。
我们认为，对于我国的国家安全来说，目前最为关键的语言（含国内语言和外国语）主要有英语、阿拉伯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印地语、朝鲜语、日语、俄语、伊朗语、普什图语（阿富汗官方语言之一）、卑路支语（巴基斯坦重要方言）、土耳其语等外语，以及维吾尔语、藏语等国内民族语言，共15种，其中英语、阿拉伯语、朝鲜语、维吾尔语、藏语应当成为5种具有教学优先性的语言。
（三）外语政策目标规划——确立国家安全外语能力标准
我们认为，从国家安全的目标需求来分，外语能力可分为以下7个级别：关键词级、日常会话级、特定会话级、综合入门级、流利级、专业级和专家级。
关键词级是普通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人员（包括社会治安人员）应该达到的关键语言能力级别；日常会话级是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基层管理人员应该达到的关键语言能力级别；特定会话级是承担专门责任（如盘问、审讯等）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人员应该达到的关键语言能力级别；综合入门级是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的初级语言专业人员应该达到的关键语言能力级别；流利级是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的中级语言专业人员应该达到的关键语言能力级别，相当于关键语言的本科毕业水平；专业级是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的高级语言专业人员、关键语言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员应该达到的关键语言能力级别，相当于关键语言的硕士毕业水平；专家级是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的专家级语言专业人员、关键语言教育领域的高级专业人员应该达到的关键语言能力级别，相当于关键语言的博士毕业水平。
各个级别都列出具体的能力标准。以关键词级为例，具体能力要求为：能听懂某一或某几种关键语言的关键词（国家安全的关键词指与我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关联性很大的词语） ，如关键语言的“炸弹、爆炸、氰化物、沙林气、体育馆、运动场、机场、广场、火车站、公共汽车、出租车、去、杀、死、赶快、今天、西方人、人群、警察、大使馆、围墙、翻越”等，以及关键词的语义成分（义素）中的核心成分。
确立这样的能力等级对于开展国家安全目标的外语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这可以大大提高关键语言教学的针对性，比如现在的外语教育中广泛存在要求太高（普遍要求听说读写）的问题，对于只需要达到关键词能力级别的普通人员进行综合入门级的语言教育就已经能够满足基本的需要，这些人语言学习困难重重，却连一些关键词都没有掌握，从而导致关键词能力级别的人员严重不足。
（四）外语教育规划——开展国家安全目标的外语教学
基于以上目标，我们特建议开展国家安全目标的外语教学活动。
针对关键语言开展基于国家安全目标的语言教学是当前的重中之重，因为当前的国家安全急迫需要的语言往往没有开展广泛的教学，比如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专业人员能使用阿拉伯语、藏语、维吾尔语等的人非常之少。
所以，在当前我们必须尽快开展和加强关键语言的教学。由于培养一门新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且语言运用的层次不同对于语言运用能力的要求也不同，因此我们不应该对所有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人员进行综合的听说读写能力培养，而应该分别按照不同的工作需要进行语言能力教育。
实际上我们现在大量缺乏的是具有关键词级别的语言能力的一线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人员（含社会治安人员）。比如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人员能听懂阿拉伯语“炸弹”这个词的非常少，更不用说核心词义，因为可能恐怖分子并不直接使用“炸弹”这个词，而只是使用含有其语义成分的另一些词来指称“炸弹”。
所以目前，我们主要应该大面积普及关键词级别的教学，在较大范围开展日常会话级别、特定会话级别的关键语言教学。只有大量的具有关键词级别语言能力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人员是不能满足保卫我国国家安全的需要的，我们当然还需要具有综合能力、专业水平的关键语言专业人员。
为此，我们在大面积开展关键词级别的关键语言的语言能力教学的同时，必须加大力度培养具有更高能力级别的语言专业人员。
以上教学活动可以通过招标，要求大学外语教学机构承担。
在当前开展“指向国家安全目标的外语教育”活动是时代发展紧迫需求的，也是切实可行的。为此，我们期待有关方面尽快组织有关机构开展“指向国家安全目标的外语教育”活动，以全面保卫我国的国家安全。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原载《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转载时有所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