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六十年外语教育的成就与缺失
胡文仲
从共和国成立到2009年，我国外语教育走过了六十载。我于1951年1月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此后58年中，前6年半作为学生接受外语教育，此后的50多年作为教师参与了各个阶段的外语教学改革和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是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变化的一个见证人。
我国的外语教育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1）1949-1965年：外语教育形成新的格局，尽管一段时间内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培养了国家急需的外语人才，为后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2）1966-1977年：文化革命期间外语教育遭到严重破坏，外语院系的教学处于停顿状态。70年代初，外语院系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外语教育。3）1978-2009年：外语教育迅速恢复，改革全面展开，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大纲、教材编写、教学方法、教育手段、测试评估、师资培养、科学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本文首先回顾我国外语教育三个阶段的基本情况，然后对所获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作一探讨。在回顾中，首先对全国的情况作一交代，然后联系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情况作具体的说明。
第一阶段：1949—1965年
新中国建立后，西方大国对我国在外交上采取孤立政策。1950年，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外交上“一边倒”，“向苏联学习”成为国策。为了向苏联学习，必须大力发展俄语教育，迅速培养大批懂俄语的干部。于是在全国建立起七所俄文专科学校：北京俄专、上海俄专、哈尔滨外专、沈阳俄专、西南俄专、西北俄专、新疆迪化俄专。开设俄语专业的高等学校至1951年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34所。此外，在社会上还开办广播俄语、俄语速成班等。在中学主要教授俄语。1953年教育部下达《关于高等师范学校教育、英语、体育、政治等系科的调整设置的决定》，除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得以保留外，其他师范院校的英语专业点均被撤消。1954年，教育部决定在初中一般不再开设外语课程。这两项决定对此后中学外语教学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所幸两年后，教育部纠正了这一政策的偏颇，决定从1957年起在初中开始恢复外语科，并提出除俄语外，必须注意扩大和改进英语教学。高等学校中，英语专业点迅速增加，至1956年底已增至23个。此外，设立法语专业的有5所高校，设立德语专业的有4所，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少数院校还设立了西班牙语、波兰语、阿拉伯语等14个专业。
1958-1960年，外语教育受到政治运动（大跃进、反右倾、反修）的干扰和冲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片面强调所谓政治思想性，外语教学内容因此受到很大的局限；一是不顾外语教学规律，在教学上搞突击。1961年4月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会议（此后一般都称为文科教材会议）是一个转折点，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着重讲了红与专、古与今、中与外等关系，纠正了前一时期文科教学中的一些错误观点。根据会议精神，外语教学做了很多实质性的调整，教学内容开始比较宽松，教学安排也比较合乎外语学习的规律。外语教育走上了比较健康的发展道路。1963年7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开办外国语学校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几个大城市开办外国语学校。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国务院外办、高教部、教育部等五个单位联合上报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第一次对全国的外语教育提出了宏观的指导方针，决定新建一批外国语学院（包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9所），扩建一批外国语学院；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对于其他语种的发展也提出了明确的方针。这一规划在我国外语教育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一规划未能全部实现。
1951年我入北外时，学校设有俄文系和英文系，此后又成立了德、西、法文系。当时在北外，俄语是热门语言，学生都希望能学俄语。但是，作为外交部直属的学校，英语也受到重视。从1951年到1957年，教学基本上是稳定的，没有大的起落，所以教学效果总的来说比较好。
1958年大跃进，多快好省的口号反映在教学上是缩短教学时间，搞突击。强调政治思想内容的结果是把《北京周报》英文版作为教材使用，同时在教学的各个环节都强调突出政治。在英语系一年级，语音教学时间比原来缩短了一半以上，在二年级突击词汇，突击《北京周报》的阅读。在高年级，批判在教学中使用“资产阶级文学作品”。1959年，教学刚刚做了一些调整，但反右倾运动又开始了。1960年，中苏论战开始，反修成为头等大事。反修文件的英文版进入课堂，成为阅读教材。
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召开，北外副校长李棣华任外语专业教材编选工作组组长，王佐良教授等出席了会议。周扬同志的讲话传达以后，北外的外语教学发生了巨大变化。最突出的是许国璋教授着手编写新的教材，这就是此后全国统编的《英语》1-4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使用范围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套英语专业教材。高年级开始设立英美文学史、文学选读等文学课程和语言理论课程。
根据外交部的指示，为了加快翻译干部的培养，北外英语系于1964年试行三年制。为此，在教学法方面从事试验，引进了听说领先法，编写了一套听说领先的教材。这是首次直接引进西方国家的教学法。北外的教学无论高低年级都出现了新的面貌，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好景不长，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后，在高校也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于1965年开始对教学内容进行检查。
第二阶段：1966—1977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外语院系陆续“停课闹革命”，教授们受到批斗，教学处于停顿状态。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外交形势的快速变化将培养外语干部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1971-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外语院系陆续恢复招生。1972年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广播英语讲座。
北外与其他外语院校一样，外语教学一度完全停顿。但1971年后形势逐渐好转，师生从下放地区陆续回到北京。英语系成立了教材组，开始编写基础阶段的英语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供全国外语院系使用。英语系教师还承担了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英语教学节目的工作。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北外于1973年成立了汉英词典编写组，制订了编纂计划，由吴景荣教授任主编，开始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汉英词典编纂工作。参加词典编纂工作的教师前后不下几十位。《汉英词典》于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我国汉英词典的经典之作。这也是这一阶段我国外语教育少有的一个成果。
第三阶段：1978—2009年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当时外语教育领域面临“三无”的局面——一无大纲、二无计划、三无教材。文革中使用的教材已无法再使用，而新的教材还没有编写出来。同年8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高等学校外语院系和中小学的代表以及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共两百多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拨乱反正的外语教育会议，明确了一些政策性的问题，把大学公共外语和中小学外语教育提到日程上来，强调加快外语教育的发展。1978年11月在青岛召开了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大会，王佐良教授任第一届编审委员会主任，会上制订了1980-1985年外语专业教材编写计划和《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工作条例》。
在此期间，全国恢复了研究生教育。1981年国务院批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共设5个，硕士点共设28个。1984年国务院批准第二批硕士、博士点。研究生教育的恢复和博士点的建立对于我国外语教师队伍的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1983年起，在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的指导下，英语组着手制订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和高年级两个教学大纲。至80年代中后期，两份大纲先后完成，经国家教委高教司批准在全国高校实行。其他语种的教学大纲也陆续制定并发布。在制订教学大纲的同时，编审委员会还规划和组织了外语教材的编写工作。经过各外语院系的努力，通用语种的教材陆续编写出版。在新大纲的指导下，通用语种还陆续开始了本科外语水平测试，参加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在大纲制订和主要教材编写出版之后，国家教委将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改为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扩充和延伸了原编审委员会的职能，使之成为国家教委在外语教学方面的咨询和指导机构，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为了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陆续在英语系开设经贸、新闻等方面的专业课程，在英语教学的框架内从事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试验。其他院校也陆续作了这方面的探索。国家领导人对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作了明确批示。此后，这一试验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展开。培养双语人才的试验也在几个院校中同时进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经过十几年的试验和探讨，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格局。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都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多种学科门类的外语综合型大学。外语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与其他院校相同专业的毕业生相比，在外语掌握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因此更加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综合大学和理工科大学也都摸索出一套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模式。经过十几年的探讨和试验，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已初具规模，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1998年，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若干意见》的报告，经教育部高教司批准下发，成为新时期外语专业教育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在此基础上于2000年制订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实行。大纲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这是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确定高校英语专业的任务是培养复合型英语人才。其他通用语种也按照教育部文件的精神对于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作了进一步探索。
在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方面，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摸索出一套培养的途径和办法，也培养出了许多届有竞争力的毕业生，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但是，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个别院系开设过多的相关专业课程，对于学生的外语实践能力的训练有所忽视，学生的语言基本功，特别是阅读和写作能力有所削弱。英语专业本身学科特点和学科建设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影响。就全国而言，英语及其他通用语种的专业点设立过多过快，有些院系扩招的规模超过现有师资力量所能承担的任务，教学质量有所下降。
在改革开放的30年期间，北京外国语大学也与全国的外语院系一样走过了恢复、发展、革新的整个过程，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胆的探索，从开始阶段在英语系设立专业倾向课程到后期在学校的范围内成立独立的商学院、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新闻系等，已经发展成为多学科的外语文科大学。北外培养的毕业生由于语言根底深厚，语言实践能力强，再加上其他专业的知识，在人才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就业状况一直良好。
我国外语教育的成功经验
新中国六十年来，我国外语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首先表现在人才的培养上。外语院校和高校外语系培养了相当数量的掌握通用语种的专门人才以及一定数量的掌握非通用语种的人才，提高了非外语专业大学生的外语水平，满足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外交、外贸、军事、文化、新闻事业等各方面的需要。
我国目前在普通高校中开设的语种有50多个，设有英语专业点近1000个，日语专业点385个，德语、法语专业点各70个，西班牙语专业点14个。普通高校英语专业在校生大约有40万，高职高专英专在校生约50万。2006年学习英语的初中生为5937万，高中生为2514万。小学3-6年级学生共7281万，其中绝大部分在学习英语。师资水平以及教学各环节（包括教学大纲、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国外语教育在近六十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外语教育的成功经验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外语实践能力，狠抓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培养外语专门人才方面，我们历来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听说写读译外语的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无论在文革前的17年或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外语院系的教师始终把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放在教学的首位，实践课程在教学中占了很高的比重。这是我国外语教育优秀传统的一部分。在文革前的17年，精读课在教学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交际法引进以后，精读课的地位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许多外语院系仍然是重要课程。此外，在教学中开设了许多其他种类的实践课程，如口语、听力、写作、笔译、口译等。在以内容为主的课程（如文学课、国家概况课、经贸类课程等）的教学中，教师仍然重视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由于我国在外语教学中始终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学生并不出国的条件下，几十年来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才（无论是通用语种或是非通用语种）都能够基本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我国学生在众多国际性的演讲和辩论比赛中的优异表现也是对我国外语教学质量的充分肯定。
2）开办外国语学校，为高等学校提供优质生源。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全国设立了11所专门的外国语学校，由于师资条件、教学条件都优于一般中学，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毕业生，为高校外语专业提供了高质量的生源，从而保证了外语院系培养出高水平的外语人才。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又成立了一批外国语学校和具有外语特点的中学，目前总数已有400多所。这些外国语学校已经成为各所在地区的人才强校、学科强校、课程强校、制度强校，成了当地外语教学的领头羊，起着外语教学示范的作用。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目前已经在培养单一语种学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培养掌握两种外语的学生。其目的是培养一批掌握第一外语、第二外语基本过关、初晓第三外语的多语种预备英才。这些学生为大学进一步培养掌握两种或多种外语的高精尖人才创造了条件。外国语学校的建立和发展是我国外语教育的又一条宝贵经验。在国际上，类似我国这样以大量外国语学校为依托培养外语专业人才的做法尚不多见。
3）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1978年以来外语教育中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改革莫过于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摸索。外语院系从1983年开始了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尝试，上世纪90年代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全盛期。2000年英语专业制定了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实行。尽管在试验过程中出现过各种问题和偏颇，也有过不少争论，但总的来说，无论是专门的外语院校、理工科大学外语系，或是综合大学的外语院系，都按照各自的特点摸索出了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一套做法。这些年来培养出来的既掌握外语又懂得某种专业的毕业生以及掌握两门外语的双语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满足了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我们在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在国际上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国特色。
4）大学外语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西方国家以及一部分亚洲国家基本上是通过中学教育为学生打下外语基础，在大学只需化少量时间继续提高就可以满足需要，但是在我国，由于中学教学水平不高、社会上外语环境又不利于外语学习，因此，在学生考入大学时，外语能力仍然有很大的缺陷，不能满足要求，学生在大学阶段需要花大量时间在外语学习上。我国的大学外语（公共外语）近30年来在教学大纲、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改革、教育手段的改进、师资培养以及测试评估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进步。在计算机辅助教学、远程教育方面有所建树，在四、六考试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的大学外语教育不仅在规模上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在教学的主要环节上也都积累了一批成功的经验。
笔者认为，以上这几个方面是我国六十年来在外语教育上积累起来的主要成功经验，在今后需要继续发扬，并上升为理论。此外，在中小学外语教育、高职高专外语教育以及网络教育方面我们也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
我国外语教育的缺失
尽管新中国六十年来外语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外语教育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外语教育整体规划的缺失。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在不同时期对于外语教育都有政策性的指示和部署，对于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一直没有相关的部门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和长期的规划，唯一较长期的规划是1964年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外语教育政策是关乎我国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教育、文化以及国际地位的大事，涉及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长期以来我国没有相关的机构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以至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外语教育的政策方面有所偏颇，使得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比例失调，质量下降。近十几年来，又出现了英语在中小学比例过高，其他语种被忽视的局面。在北京和上海，都只有一所中学设立日语课程，其他中学全部都是开设英语。我国中学的俄语和日语教学处在不断萎缩的状态。俄罗斯和日本不仅是我国的近邻，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国家，而俄语和日语在中小学的教学中如此不受重视，这种局面是极不正常的。此外，大中小学外语教学衔接也是一个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外语教学“一条龙”的设想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近年来专家学者也做了不少研究，但并未能真正贯彻执行。在高等教育中，通用语种专业点近年来设立过多过快，缺乏计划。所有这些都与我国缺乏长期的外语教育规划有关。教育是一个长周期的事业，如果一段时间政策出了问题，其后果往往需要多少年才能显现，而纠正则需要一段更长的时间。制定长期的外语教育规划，需要多方面专家的参与，需要作大量细致的调查和学术研究，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绝不是开几次会就能解决的。建议在国务院下面成立专门的外语教育规划小组，由有关政府部门、各方专家和代表组成。
2）外语教育理论研究和创新意识的缺失。我国是外语教育大国，涉及人数达数亿之多。新中国外语教育积累了六十年的实践，有许多成果和成功经验，但是，我国的外语教育理论研究一直相当薄弱，至今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派，在国际上无一席之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者钱冠连认为，学派是学术研究走向成熟、发达、繁荣的标志。形成学派的主要标志是有代表人物、有核心成员及追随者、有代表作、在理论上解决了某些重大问题、有主要学术套路和独特的研究风格。外语界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期刊长期以来以介绍和诠释国外的教学理论和方法为主，国外出现什么新的理论在国内立刻就有所响应。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领域出现的好现象，说明我国外语教师对于国外的理论和学术进展比较敏感。但是，问题在于独立的学术研究成果比较少，具有我国特点的理论和方法也为数不多，更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系统和独立的学派。这一切说明我们在外语教育研究方面还有着比较大的缺陷。国内学者多年来对此一直颇多议论，但是，至今还没有真正改变这一局面。
3）统计资料的缺失。研究中国外语教育史的一大困难是各种统计资料和数据的缺失不全，例如，目前国内究竟有多少英语专业点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在教育部的网上也查不到，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有一个大约的数字，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依据。全国高校英语专业的学生总数有多少，每年培养多少毕业生，有多少教师，教师都具有什么学历等等都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在校英语专业学生人数只能根据参加四、八级水平测试的人数推算。至于10年、20年前的各项统计数字更没有可靠的来源。教育统计网（www.stats.edu.cn）理应是有关教育资料的权威来源，但实际情况是，有关外语教育的大部分重要资料无法在网上查到。精确的统计资料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基础，如果没有准确的数据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4）高水平外语人才培养规划的缺失。我国目前培养的外语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已经有相当的数量，博士生层次主要培养高校师资和研究人才，但是，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经典著作和文学名著的翻译等高水平的外语人才仍然紧缺。这类人才不仅需要熟练掌握外语（理想的情况应该是至少掌握两种外语），同时还必须有中外历史、文化、文学的深厚学养，具备科技、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这方面的需要将更加急迫。据了解，目前还没有制订培养这类高水平外语人才的规划。
以上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多年，在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学者们也对此一直有所议论，但是，总的来说，情况并没有实质的改变，而这些都是涉及外语教育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希望教育主管以及其他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予以筹划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原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3期，转载时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