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情角度看我国外语教学分期──兼论《高中英语课程标准》的实施

发布者:发布时间:2010-11-07浏览次数:228

国情是一个动态概念,它是一个国家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体现,其中经济是它的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的缓慢或急速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国情的变动。外语教学是国家的文化活动的一个方面,它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国情变化的影响,并且必须与深深植根于经济基础的国情的需要相适应、相协调。

依据这个观点,英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实践与我国现代国情变化的互相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491979),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前夕。

第二个时期(19802000),即从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行到上个世纪末。

第三个时期(2001~),即从本世纪末开始到现在,这个时期正在进行中。

今天我国的英语教学正处在第三个时期的初始阶段,从历史角度观察,这三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点。

1. 第一个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传统法时期(the traditional method period)。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国家几乎完全地与西方工业世界隔绝,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在中国当时的国际关系中用途极为有限。1966 年到 1976 年这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英语教育的黑暗时期,在“不懂 ABC,照样干革命”的极端民粹主义的荒唐口号下,英语教育与英语教学界连同一切外国的东西一夜之间就被扫到阴沟里去了。

在第一个时期的 30 年中,英语作为外语教学(TEFL)的实践从总体上来说是模仿前苏联,唱的是传统的语法翻译法的独角戏。唯一的例外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有很短的三四年,随着自 1958 年起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导致我国原来一边倒的国民经济建设突然陷入极度困难之中,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西方世界的闭关自守政策裂开了一条小缝,客观形势的需要使现代西方先进的外语教学法──听说教学法(audio lingual method 的理念得以传入中国。紧接着,一套相应的初中英语教材在 1964 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它强调听、说、读、写四会能力全面发展,听说领先,读写跟上,而不仅仅是强调阅读和语法知识。尽管在此两年之后,这个新事物的尝试就被彻底推翻,但是这两年的教学实践和它所代表的先进的教学思想已经在我国英语教学界留下深刻的印记,为十年浩劫之后我国外语教学事业的重生打下一定的基础。此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不仅给我国外语教育带来了生机,还对它提出了要培养数以万计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懂英语的人才的迫切任务。

2. 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与我国国情的关系,就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第一年(1980)背负着巨大而又光荣的重担,进入了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带有许多过渡性的特点,所以也可以叫做过渡时期(the transitional period)。

1)我国国际关系的新形势,特别是急速发展的外经贸方面的新形势,急切需要大量具有听、说、读、写全面英语技能的人才,而这个任务是绝不能通过只重读写轻视听说的传统语法翻译法所能够完成的。上世纪 60 年代与中国外语教育界有过一面之缘的听说法比较实用,但是仍然不够理想,80 年代国外新兴的交际法正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引入了中国。

2)中国是一个有 13 亿人口、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国情在不同的省、区不会完全相同,由此产生的英语教育环境的多样化不可能只靠单一的、即使是很先进的教学法就能得到满意的效果。于是在强大的需求形势下,不少打着不同旗号的外语教学法像雨后春笋般纷纷登场。它们当中有的强调各种教与学因素的配合,有的强调种种教与学的措施的改进,有的服膺自然习得(acquisition),有的坚持学习(learning)与习得并重。总而言之,每一个法都有它自己的观点,尽量显示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长处,有的甚至互相挑剔。但不管如何,可以客观地说在这20年中,互不相让、各显神通的英语教学法创造了现代中国最繁盛的TEFL时期,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兴旺局面,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英语人才。

3. 随着 2001 年中国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外语教育开始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并将会持续若干年,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更加快速发展,对外语人才的需要,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更为殷切。因此,这个时期联系国情来分析,将是我国外语教学快速发展的时期(the fast development period),为了适应这个时期的需要,一个全面的、包括外语教学的基本理念、主要目标和教学内容标准、对教学实践的指导方针和课程系统的基本建设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就是在这个历史形势的要求下出台的。

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之前,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回顾一下各式各样的英语教学法在过去 20 年在我国的实践情况。

1)除了名称上的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称各异的教学法在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内容和教学技法上都并非截然相反。它们对下面几个原则性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见解。

──把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语言知识作为英语教与学的主要目标。

──英语对中国人来说是一门外国语,不是第二语言,它主要是学会的,而不是靠习得(acquisition)的。因此,对它的形式与结构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

──学生的文化背景与目的语的文化背景不同,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对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要有足够的重视,才能把学到的英语用好。

2)在上世纪末的 20 年中任何一个在我国出现过的英语教学法流派都没有提出过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详尽的、正规的教学大纲。唯一的一个教学大纲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正式的有教材配套的英语教学大纲,它和与它相联系的课本一起构成我国英语教学的一套实用的英语教材。但是它没有被贴上任何教学法的标签。不过非常明显它基本上是按照弱势交际法(Weak version of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的原则和理念来编写的,这是我国外语教育界尽人皆知的事实。

通过过去 20 年过渡时期的实践,我国外语教育界已经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尽管各个教学流派的名称不同,它们都有着共同的愿望,即希望更快更好地改善我国外语教育的现状,把它提高到一个符合更高要求的水平。

上述《课程标准》把不同的教学法的种种长处融汇到一起,提供比较全面的教学指导原则,推荐先进的教学技巧,但又为它们的灵活运用留下广阔的余地,可以比较公允地说,这个课程标准代表了我国外语教育界的共识和愿望。

上述课程标准是在 1998 年颁布、2000 年修订的《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从本质上说,《课程标准》并不是前者的简单的继承,它反映了英语教学中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新观念。随着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的结果,社会观念必然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些有创见的教育观点,慢慢地会转化为现实。例如,应试教育应该改变为素质教育,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应该让位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以及依赖性的学习应该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学习等等。英语学科作为外语的教学实践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领域,上述有创见的新观点在这个活动领域中已经具体地体现为下面的几个原则。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让位于独立自主的学习;

──封闭式的教学让位于公开性的教与学;

──从书本知识到语言交际能力的转变。

这些原则为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策略、教学的方式方法以及教学效果评估提供了先进的思想。它们是现代语言教育的发展趋势的具体体现,代表了语言教学法探索的最新成就。人们也许会问,实行这些高标准,我们有足够的称职的语言教师吗?我们不能低估面临的种种困难,但是我们的答案仍然是肯定的。因为,在过去 20 年的过渡时期,我国已经培养了千千万万不同层次的称职的英语教师。最近 10 年内,举办过多次全国性的从小学到初中、高中的优质英语课竞赛,都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那些参赛者所表现出的高水平的专业技能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正是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光辉未来的希望所在。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一群,在他们的背后还有千千万万称职尽责的教师受到他们榜样的鼓舞,并且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到教益,从而使我国外语教学水平能够不断地提高。

《课程标准》是初中英语学习与大学英语学习之间的桥梁,人们衷心希望它的贯彻实施将会更好地推动我国英语教育的全面改革。

从外语教学法的角度来观察,《课程标准》有以下几个特点:

1)《课程标准》是为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cognitive faculties)与基本英语技能而设计的,它十分重视学生运用英语收集和加工信息、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标准还把发展学生运用英语来从事有成效的交际的能力作为重要目标。这样的高标准在以前的教学大纲和高中英语课程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2)《课程标准》提供的指导方针,排除了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的做法和死记硬背书本知识的老规矩,推荐更多的、公开的任务型的学习活动和具有探索性质的教学内容,以便学生能有机会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和见解,学习和人合作,发展他们的交际能力。《课程标准》也提醒教师们在拟订教学计划时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水平提出各种任务以鼓励学生通过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不断锻炼用英语与人沟通的能力。

以上两个特点证明把《课程标准》归入弱势交际观的范畴是正确的,但是它又比弱势交际观包括更丰富的内涵。

3)在学生的情感态度方面,课程标准强调三个问题,即提高他们的民族精神,发展他们对国民身份的强烈意识,以及扩展他们的世界观。通过这三方面的教育,帮助学生建立健全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是对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英语教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要求与交际教学法毫无关系。因此,可以说我国正在施行的《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是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的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体系,它融合了我国许多外语教学法流派的种种有益的建议,共冶一炉,团结所有外语教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为创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新路子共同奋斗。

4)考虑到中国国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课程标准采用了一个灵活的课程目标体系,以便为不同学习阶段、不同地区的英语教学实践提供实事求是的指引。这个体系包括一个九级水平制的、与课程目标一致的学生英语能力评估办法以取代传统的按分数评估的制度。其中第2级水平相当于小学毕业所要求达到的水平;第5级水平则是9年制义务教育所要达到的能力水平,即初中毕业生的水平;而第8级水平即为高中毕业生所要求达到的标准。最高一级的 9 级水平则是代表高中毕业生在英语学习中可能达到的最优等的成绩。

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人们可以按照他们各自的学校资源条件,灵活安排英语课程,因此过去的不分青红皂白各个地区的教学实践强求一致的做法就能避免。

5)为了更好地反映高中课程改革的灵活性和实用性,课程标准提供了必修与选修两种课程。必修课的目标定位在以下三点:

──培养学生的基本英语运用能力。

──帮助他们养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灵活的学习策略。

──为了今后的终生学习,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自觉性与能力。

选修课则有着不同的定位重点:

──拓宽学生的知识范围。

──使他们能够进行跨学科的学习,让学生有机会合理选择符合个人兴趣的课程。

──使学生通过继续深造为今后更多的职业选择打下基础

课程标准按照实际要求把选修课分为两个系列,系列之一仅仅是必修课的延伸,系列二则由3类课程组成,即语言知识与技能(Language knowledge and skills)、语言应用(Language application)以及语言欣赏(Language appreciation)。举例来说,第二类的语言应用就包括特定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如科技英语(Scientific English)、信息技术英语(IT English)、商业英语(Business English)以及旅游和服务业英语(Fundamental English for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

这些课程计划也包括课时安排、学分以及每门选修课的熟练水平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的所在年级与熟练水平并无相应关系,只要学生本人愿意,他们可以申请任何选修课的熟练水平测试。

6)最后一点是《课程标准》对任何英语作为外语教学法的理论观点绝无任何偏见,对种种不同的教学观点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整个课程内容不使用任何特定教学法的标签。所以,在纷纭众说之中避免了可能的、但是不必要的争论。相反,各个不同的学派的拥护者、提倡者都可以在执行这个标准时有自己的回旋余地。

从整体来衡量,《课程标准》的确起到路标的作用,它指明了我国英语教育今后更快发展的一个起点,满足 21 世纪初期中国国情的需要,史无前例的经济建设就是实施这个《课程标准》的最大的推动力。

按照这个课程标准编写的新教材的教学实验从 2001 9 月,即标准颁布之后两个月,就在江苏、浙江、吉林、辽宁、黑龙江、山西和北京七省市共 200 个教学班中开始实行。到 2004 3 月止,实验取得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据初步调查:

──96% 的学生认为新课本比以往任何同类课本都要好;

──55%的学生认为课本的词汇量合适,17%学生认为词汇量还不够,而认为词汇量过大的则为28%

──72%的学生认为综合性阅读材料的份量令人满意,19%认为多一些更好;只有9%认为份量过重;

──66%的学生认为语法方面的练习题目合适,19%认为还不够,而9%则认为多了一些;

──58%的学生认为听和说的练习对他们帮助很大,33%则认为听、说练习仍然不够,也有9%认为这方面的练习过多。

对不同时代的国情作垂直的比较对于观察英语教育与国情的关系很有必要,但是把我国国情与别国国情作横向比较也有现实的参考作用。试以印度为例,作为亚洲另一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如果从英语教育这个角度把它和中国作比较,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印度人民应用英语的整体水平比我国要高得多。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至今仍是印度官方语言。在教育方面无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英语仍然是教学媒介。众所周知,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信息库,英语作为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语言,因此它也是世界上最大、资料来源最丰富的信息库。由于印度学生在运用英语的能力上比中国学生要强,他们能熟练运用英语更多更快地从这个信息库取得第一手的信息,而这一点对中国学生来说,是有较大差距的。今天印度在信息技术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03 年仅在班加罗尔(Bangalore)地区电脑软件的出口总值就超过两亿五千万美元。很凑巧,班加罗尔也是著名语言学家 N. S. Prabhu 在上世纪 80 年代在当地中小学进行交际法英语教学试验取得出色成绩的地方。这个巧合对中国外语教育工作者来说也是很有启发的。

在上面讨论中我们提出过在我国不同地区实行《课程标准》时应该采取灵活的措施与不同的能力水平标准。这个灵活的原则对于教学技巧也应该适用。以任务型教学设计为例,它就必须与当地情况协调一致,否则是行不通的。N. S. Prabhu 在他的实验班中设计了如何订购火车票的任务,十分成功。原因是班加罗尔地区本身就是印度南部的一个铁路交通枢纽,而印度人是十分习惯使用火车作为交通工具的,火车时刻表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如果同一个任务交给中国学生,那怕他们的学校所在地区就有火车站,他们未必就看过火车站里的火车时刻表更不用说乘坐过火车去别的地方。

另一个例子也是有说服力的。在香港,它的《英语课程指导方针》给教师提出一些任务设计例如叫学生收集各种牌子的巧克力的价格加以比较,帮助他们很自然地获得推销商品的知识。又如让学生通过观察超级商场各种食品的不同的标签,从它们标明的不同的营养成份去判别不同食品的减肥效果等等。所有这些任务在中国大陆恐怕只有在大城市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才有可能适用。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认真研究国情,并注意不同地区社会情况的各自特点,才能实事求是地把《课程标准》贯彻实行并且有把握取得成效。

中国教育学会英语专业委员会会长龚亚夫同志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刘道义同志为本文提供大量有关重要资料,作者谨在此对两位同志表示最衷心的敬意和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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