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还有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就是您从一个心理学专家，到今天做语言文字工作，这些年来，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王登峰：我现在在做语言文字的工作，也在关心文化的弘扬，这确实跟我心理学的专业有些联系。我在早些年做中国人人格研究时，发现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和西方人是有很大差别的。当我们的这篇研究报告拿到美国一家非常有名的心理学杂志上去发表的时候，主编很客气的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说你这个研究做得很好，整个研究的过程都非常可信，结果也很可信。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们需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人的人格和美国人不一样？我们再考虑要不要给你发表这篇文章。其实，这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标准，那么，他们就认为，你跟我不一样，你总得说一个理由。
当时我们看这个信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我不会在他的杂志发表。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跟美国人不一样？从基因来讲，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基因差别很小。虽然我们是黄种人，他们是白种人或者黑人，但是基因的差别很小。因为人和老鼠的基因有96%是一样的，现在做生物学实验，为什么要用大白鼠、小白鼠来做，因为它跟人的基因很像。所以，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基因上的差别，可能在小数点以后几位，99.9%应该都是一样的，所以从基因上没法解释。那如果不是生理因素，一定是文化因素。
那么，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别到底在哪儿呢？中国文化对中国人人格起影响作用的到底是哪些东西？我们当时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从99年到今天，差不多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考虑的过程中，就不断地去查阅一些资料，看看中国的古人是怎么看的，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你就会发现，中国人的人格结构里面，很多东西都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经典。比如说中国人有一个人格特点，叫什么呢？我把它叫做处世态度，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态度，其实反映的是中国人的一种动机。它由两个因素组成，一个叫自信，其实就是一个人追求个人成功和成就的欲望；还有一个跟它正好相反，叫淡泊。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人格结构里面，两个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东西其实是汇聚在一起的。一方面是一定要追求成功，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追名逐利；但另一方面，这个东西拿不到也无所谓，这叫淡泊。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的思想强调一个人要治国平天下，要有所作为，要追求个人的成功和成就；但是道家的思想，就认为那些东西都没用，你还是应该按照自己想做的去做就好，要顺应自己的天性。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就是受到了中国文化这两大流派的影响，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影响。但是佛教的思想有没有影响？我相信一定有的，无论是在追求成功，还是在淡泊名利方面，其实佛教的思想跟儒家是很像的，特别是中国的禅宗，强调“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上求菩提跟儒家的修身齐家是一样的，下化众生就是儒家的治国平天下，就是说你不能光自己一个人得道，还得去帮助别人，这是中国文化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中国人受到中国文化五千年的浸润，到今天尽管我们对经典当中的很多东西还不了解，但是在骨子里，只要你是个中国人，你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你看别人的方式是这样的，看自己的方式也是这样的。这就是文化的影响，而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跟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同，这就造成了中西方人格结构的不同。
所以这些年，如果说对传统文化有一些心得的话，从我个人来讲，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学术上的难题。这个难题是别人抛给我们的，本来要是真像美国人标榜的那样，所有的东西都一视同仁，不管是哪儿研究的，不管是不是跟你一样，只要是科学的，就去发表。但是他不，非要你给理由，那好，我要找到理由，但不是给你，我自己要搞清楚为什么中国人是这样的。所以到现在我这篇文章都没有用英文发表，就是用中文发的，我干嘛非得用英文发呢？后来我还开玩笑，我说你读不懂中文是你的损失，以后美国人你要读懂我的文章，你就得好好学中文。我们现在读美国人的文章，他们就不会考虑中国人读得懂还是读不懂。现在我们很多学者，生怕美国人读不懂中文，不知道他的学术成果，他觉得是他的损失，其实不是。读不懂中文，才是他们的损失。
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我们去了解中国文化，不仅仅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了解中国文化，要把它传承下去。更重要的是你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就看不懂中国的社会。你看美国人包括西方的很多学者，现在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开始认真的研究，为什么呢？我想至少是两个理由：第一，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经济发展的奇迹。从改革开放之初，西方的学者，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在做各种各样的预测，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怎么怎么样，结果他们全都失败了，他们的预言都被中国的事实击败了。
主持人：他们都用他们自己认为的规则去预测和判断中国。
王登峰：所以现在西方人开始学乖了，至少有一部分学者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觉得要预测中国的社会，必须了解中国的文化，也就是说不能用他们那一套现成的理论和模型，去预测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这套理论模型适合西方，但不一定适合中国，用它来预测中国经济，是一定会失败的。因为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跟西方的模型差别太大了，所以你必须试着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视角去看待中国社会，所以西方的一大批学者开始认真研究中国文化。
第二个理由，就是中国社会的动员力量让西方人士感到这个民族、这个文化太高深了，再进一步说，太可怕了。为什么呢？就像汶川地震，西方人做梦也想不到，中国人有那么强的动员力量，刚地震24小时不到，军队就全部开进去了，又过了一天，全国各地的志愿者都到了，再下来，每一个省都在对口支援汶川，一年以内，一个新的汶川起来了，这在西方人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主持人：平时他们不觉得中国有多么强大的凝聚力，这个时候突出体现出来。
王登峰：不光是汶川地震，还有玉树的地震、舟曲的泥石流，包括东北的水灾，更重要的是奥运会，奥运会给全世界呈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强大力量，它是不可想像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把一个奥运会办得如此成功，而且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地好，从普通市民到奥运官员，到运动员，到整个开闭幕式的壮观，让他们觉得看待中国，如果只是用西方的模式，确实是不行的。所以现在一大批西方学者反倒是在认真的研究中国。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学者来讲，提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课题。什么课题呢？现在很多学者在讲到所研究的学科领域的时候，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就按照西方人的说法走。西方人的说法叫“言必称希腊”，整个西方的价值理念，西方的学术传统都来自于古希腊。古希腊和中国、印度、古巴比伦四大文明古国，其它的文明都已经灭亡了，只有中华文明一直存在。在学术领域，很多人对任何现代学术问题都是追根溯源到古希腊。其实中国学者最应该的，除了了解古希腊的学术氛围，还应该了解中国学术传统的氛围。你不了解这个，老跟着西方人跑，是因为你不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中国的学者要学经典。这是做学问很重要的一方面。将来西方人再讲什么问题，就不光是讲古希腊了，要讲中国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很多的经典比西方的经典要早得多。
主持人：整个思维、文化和逻辑体系都不一样。
王登峰：对，追根溯源来讲，你不能老跟着西方人走，到最后会出现一个什么后果？就是西方的学者告诉中国的学者，说这个问题其实你们中国人两千年前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又过了一千年才说清楚，你拿我们现在的说法来说你的问题，其实你不知道两千年前你们中国人早就已经说过了。这个局面很容易出现，而且很快就会出现。
主持人：就像当你四五十岁去总结人生的时候，你马上就能在几千年前的经典中找到答案。
王登峰：对，而且讲得比我们现在讲得还好。比如刚才讲到的重阳节，为什么我们要敬老？《史记》里面讲得很清楚，说“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以后，他在家里可以杵着拐杖指挥了，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智慧足以让一个家安定；“六十杖于乡”，60岁的时候，杵着拐杖在乡里各地到处走，谁都可以听我的，因为我比你年龄大，我比你经验多；“七十杖于国”，那个国其实是诸侯国；“八十杖于朝”，就是天朝，就是说整个朝廷你都可以指指点点了；到九十岁的时候，天子要有什么问题，到你家里来，坐你们家炕头前向你请教。这就是中国人。
我们看看西方人怎么看待老年人的？累赘。我好好地活，吃香的喝辣的，想干嘛干嘛，老年人放在公寓里面就好了，有人给他送吃的就行了，这是西方人现在的养老制度，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不能只靠这个，这也是我们的经典告诉我们的。中国的养老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刚才说到的《礼记?大同篇》中讲“老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就是说在2500年前，孔子脑子里面那个美好的大同世界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够有尊严地活着。中国文化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真正的讲人道主义。
主持人：对，包括对日常事物的处理技巧上，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比如说要拒绝一个人的时候，不是直接拒绝，而是会婉转地拒绝你。
王登峰：这就是西方所说的情商，最近几十年他们才注意到，而我们在三千年前，就已经做的很好了。我们现在要认清中国的现实，要明确中国的发展方向，要解决现在的一些困境，古人的智慧是可以帮我们的。从学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到人民的幸福、个人人生的发展，这些都可以从古人那儿汲取营养。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一块儿，对个人、对整个民族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现在做“中华诵”，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它确实可以解决当下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思路，而不是仅仅跟着西方人走。西方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科学技术有它的独到之处，我们应该认真地向他们学习，但是并不等于说就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全部丢掉。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现在我们很多人到了西方以后，看到他们的东西，比如他们吃饭的碗，觉得这个东西好，比我们的粗瓷碗好，所以就把这个买回去，买了以后，这个碗就放在餐桌上，把我们原来的碗就丢了，不要了，这是现在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而西方对中国文化也很感兴趣，他们到中国，看到我们喂猪用的一个碗，说这是明代的，虽然有一个缺口，没关系，我要买走它。买了以后，他会用它来吃饭吗？不会。他会擦干净了以后放在书架上，供在那儿，哪天拿下来玩一玩。所以西方人是在“把玩”中国的文化，而我们是在“顶礼膜拜”西方的文化，这就是差别。当我们对洋人的文化顶礼膜拜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抱着一个自己的金饭碗，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是金的，把它当做一个随便的东西丢掉了。
主持人：其实你对自己文化了解得越深越透，对别人的文化才能吸纳得越充分、越正确、越恰当。
王登峰：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因为它有非常强的吸纳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举一个例子，佛教。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它遇到的最大一个挑战，就是儒家思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说你要是当和尚出家了，就无后了，这肯定不行。所以佛教刚在中国传播的时候，它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就是你可以出家，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们家必须得有三个以上的男丁，就是说兄弟三个或以上的家庭才可以有一个人出家。这样就解决了这三个儿子的父亲的问题了，反正有后了。这就是说外来文化在进入中国的时候，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另外，中国人在翻译佛经的时候也很有意思，把佛经里面很多内容都改掉了。
主持人：中国化了。
王登峰：对。比如释迦牟尼降生的时候，佛经里面说他出生以后，从他母亲胯下蹦出来，落地能讲话，能走路，东南西北各走七步，每走一步脚底下冒出一朵莲花，“脚踩莲花”就是这么来的。东南西北走完了之后，站在中间，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天上地下我老大，就是这个意思。印度佛经里说，这个时候从小孩子的脚底下冒出两股泉水，一股凉的，一股热的，因为他刚生下来，要冲洗。中国人翻译佛经的时候，把这段改了，改成什么呢？东南西北各走七步，天上地下我老大，没改，但是把地下冒水这个情节改成：当他说完了以后，不是脚底下冒水，而是天空中出现了九条龙，一起吐水，这叫“九龙浴佛”。这样就把中国文化里面这个“龙”的概念放进来，相比从地下冒出两股泉水，佛祖的地位就更高了。
主持人：中国人认龙。
王登峰：对，还有，释迦牟尼出家之前是印度净饭国的王子，他要娶王妃，在结婚的时候，他就给她的妃子提了几条要求。中国的佛经就把这一段他提的要求全删了，改成什么呢？三从四德。就是把儒家的对妇道的要求放到佛经里面来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也就是说，一个学者，一个中国人，当一种外来文化进来的时候，第一，要看是不是跟我们的价值观冲突。冲突了，对不起，你出去。或者就像我说的“出家”这个问题，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而不是说那就算了，我就不坚持了，把它改了，都出家才好呢，不是这样的，一定是以我为主。第二，你的价值理念要和我的价值理念结合起来。像“三从四德”的问题、“九龙浴佛”的问题，其实都是中国人的一种自信。有了这种自信，才能够吸纳别人的文化而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而今天就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凡是跟外来的东西不同的，一定是我错了，或者一定是我的落后。原因是什么？不是我们的文化不好，是我们不了解其实自己抱着金饭碗。因为当我们真正读完了经典以后，再去看这个世界，去看西方人的理论，会觉得这种做法其实很幼稚。
主持人：这两年其实这种形势已经在发生变化，大家不再一味的媚外。
王登峰：但是很多人的骨子里很难一下子改变。
主持人：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抱着金饭豌，如果知道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