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传统的外交主要是政府之间的外交，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大型客机、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国际关系与公众的生活日益密切，大众不再仅仅是受众，而是公共外交主动的参与者。
进入新世纪后，公共外交为中国的外交不断增添亮色，并进入了“十二五”规划建议，重要性日益提高。就现阶段来说，中国民众要具备公共外交的自觉意识和开展公共外交的普及教育，已成为当务之急。
演讲人:赵启正演讲人简介: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著作有《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向世界说明中国(续编)——赵启正的沟通艺术》、《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和美国人》等。
公共外交之图解
公共外交包括我们熟悉的“民间外交”，但比民间外交的内涵更为丰富。从民间外交到公共外交，是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变化的要求，也是国家跨文化传播能力逐渐走向成熟的结果。
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共同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政府外交是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公务交往和对外代表国家主权的外交部(有些专门问题可能由政府有关部门和为某项谈判的政府代表团等出面)对外国政府相应部门的交往，交往的内容极其广泛，都涉及到双边利益或多边利益。在政府外交中外交部代表国家对外表态、交涉和谈判，重大的外交成果可能是双边或多边的条约、协定、公报等。不言而喻，国家领袖的对外活动是代表国家的政府外交的最高形式。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的最大差异是其参与者不能代表国家权利，但是正因为如此，却可以较宽松、生动和灵活地，以多种形式，在多种场合，讲述本国的“故事”，听外国的“故事”。
对公共外交，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自的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国家的政策，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观点。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高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的对本国的政策。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
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和外国政府，向世界说明中国，促进外国公众认识真实的中国——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经济状况、政治体制和对内、外政策等等，也回答国外对中国的疑问，从而改善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
可以用一个图解更加精细地描述公共外交的范畴及其与政府外交的关系，如图一所示:
图一表明了“公共外交”包括了“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对外交流方式，包括了官方与民间的各种双向的交流。交流的目的是直接促进外国公众提升对本国的认识，这将影响外国政府改善对本国的政策。
当今的公众不仅是公共外交的受众，其中那些有机会接触外国的人士还是公共外交主动的承担者。比如，公司的总经理出国访问，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可以在外国专业会议上发表言论，这就介绍了自己理解的那个中国。凡是与外国有机会交往的中国人士，都在表达中国，表达的是丰富的、有血有肉的中国。今天中国的公众，特别是那些有机会与外国人接触的团体、民间机构、企业家、作家、教育家、媒体领袖，主动对外国表达中国，有利于自己的国家，可以加深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媒体分为官方媒体和民间媒体以及官民合资的媒体，后两种列入图一中“公众”的位置。
目前，中国每年到国外访问或旅游的有一千多万人次，但许多人可能只是个旅游者，其实公众在国内外的行为也在表达中国形象。公共外交的任务就是要提高中国形象，所以广大公众的言行具有公共外交的意义。
对图一可以这样来解释:
“一国政府→另国公众”:这是最初的公共外交的基本形式，至今仍然是最主要的形式，如美国之音(VOA)、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外语广播和外语等等。
我国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 )的多种外语广播和互联网网页，中央电视台(CCTV)的英语、法语、俄语和阿拉伯语的电视节目，中国日报(ChinaDai －ly)和由中国外文出版局出版的多种语言的杂志等等。此类活动都是由政府经费支持的。在广播和电视之外，还有很多属于公共外交的项目。如在外国开展对本国语言的教育，在外国开展本国的文化活动，如孔子学院等等。
“一国公众→另国政府”:以往，许多国家的学者并不将这种形式的国际交流明确规定在公共外交的范畴，虽然事实上这种交流多年来一直存在，并且越来越呈现增加的趋势。如民间团体、大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对外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访问中，交流有关方面的国情和政策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国公众→另国公众”:中国公众对外国公众的国家交流，在中国被称为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中国一向非常重视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的结合，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就几乎同时开始了运行。1957年，周恩来总理曾经对中国的整体外交有过界定，即“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实质上，这就是公共外交的高度概括了。民间外交不仅包括了友好城市的交流，文化团体的互访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我国的民间外交在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如在1972年中日建交前中日的民间外交对中日新闻、贸易的往来，中日间政治信息的传递，为建交的准备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民间外交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重要性的提高正在更蓬勃的发展，增加了许多崭新的内容。
图一中双向垂直方向箭头所示的“本国政府和本国公众的沟通和相互影响”，这一般并不包括在公共外交的范畴之内(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定义的公共外交是指本国政府对本国公众的关于外交政策的沟通)。本国政府和本国公众对国情和政策经常性的沟通是扩大本国公共外交力量、提升公共外交质量必不可少的条件。公众，尤其是有机会参与国际交往的公众充分了解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才能有效地促进公共外交的成效。
在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中，中国政府处于主导位置，它与中国公众的沟通十分密切。中国外交部设置了经常性的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对公众的“外交部开放日”、现职的和已经退职的外交官的公共演说和在媒体发表文章等等，都有助于与公众的沟通。由公众向政府方向的沟通，除了大学、研究所和其他智囊机构经常向政府积极提供形势分析和建议外，大众媒体表达的民意信息，包括广大网民的对国际形势的评议都对中国的外交决策、政策制定有参考价值。
图一清楚地说明了由任何一个主体都有三个可能的出发方向，可以形成公共外交中各主体之间多种连锁的传递关系。如果再画入C、D等许多国家，乃至形成世界各国的公共外交网络，如图二所示，此公共外交网络有可能促进联合国的政府外交的进展。
公共关系与公共外交
公共关系实践及其研究在中国已经有30余年的历史，而公共外交相较而言却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但是与公共外交一样，公共关系的定义至今也未能在研究者中达成统一，但是就当前通行的几种公共关系定义看，对公共关系理解的共识包括:公共关系是一种状态，是机构与相关公众的关系；公共关系是一种活动，其目的在于建立良好的形象，为本机构赢得利益；公共关系的主体是组织机构，其受众在公共关系活动中的角色是相对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在公共外交研究领域，不同国家、不同研究者对公共外交定义的概括也不尽相同。美国1978年的官方定义认为，公共外交是“由政府发起交流项目，利用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错误观念，避免引起关系复杂化，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在实践方面较为典型的形式包括“美国之音”，对不发达国家派出的志愿者计划，以及后来出现的，出钱邀请外国优秀知识分子到美国去考察——这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的误解，是为实现美国的利益而服务。公共外交一直都是美国政府的重要活动，每年在公共外交上投入了超过10亿美元。日本对公共外交的定义是:“公共外交是为了有助于达成本国的对外利益与目的，提高本国的地位与影响力，提升国际形象，加深对本国的理解，通过与国外的个人及组织建立联系、保持对话、传递信息、相互交流等形式而进行的相关活动”，这个定义选自《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是日本外务省审议官北野充定的，我也和他见过面。他说:在国际社会中提高本国的存在感，为提升本国形象，加深外界对本国理解，以对像国民而非政府去做外交工作，包括政策发布、文化传播、对外广播等等。“存在感”这个词来自日文原文，在汉语里是没有的，在美国，又被理解作“可见度”。什么叫存在感？在世界杯足球赛上中国的存在感就没有，在奥运会上中国的存在感就很强。在一个国际场合，这个国家不存在，还能表达什么，所以这个说法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而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他们却将本国政府对本国公众进行外交教育看做是公共外交。
而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对公共外交的表述在前面已经说到。两国之交，在民之心。民众的观点，势必会经由舆论对政府的外交行为造成压力和影响，因而，公共外交势必能够推动政府之间、国际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而形式多样的公共关系活动也可以为公共外交提供资源和平台。
当今，不仅中国公民个人出国的机会增多(每年不算港澳台的出境人口，就约有1200万人次)，而且一些整合了大量精英人才的非官方机构，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更是需要加强发挥公共外交作用的部分，世界各地的公共关系协会正是这样一种机构。
总体上看，公共关系与公共外交的区别和联系在于:公共外交是由国家利益出发，公共关系是从机构的利益出发；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为提升国家形象，公共关系的目的是为提升组织机构的形象；公共外交的内涵政治性较强，而公共关系的政治性较弱，更为强调经济利益。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的精神，“和谐”的理念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世界观上的一个集中体现。汉语中的“和”有着丰富的含义，如:“和为贵”、“求同存异”，甚至包括对大自然的信仰“天人合一”。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所提倡的“各种文明互相共存，相互包容”的理念是一致的。我们相信，“和”的理念与其他民族文化有着共同之处，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这一文化理念构成了中国人公共外交和公共关系中自我表达的共同基础。
为什么要开拓公共外交？
人们会发现，不同国家的公共外交的目标和气势也有不同，有的大国可谓透着“霸气”、“唯我独尊”；有的则重在表达本国的独特的符号，如“为国际和平做贡献的国家”；有的重在表达本国的政策等等。中国的公共外交则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心平气和地向世界说明中国。不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手段，我们是向世界说明中国，也显示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性。强化中国的话语力。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开拓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必然的选择。
首先，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的舞台中心，中国与世界有了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现在每年有1200万人出国(出境为4600万人)，到中国来的外国人有2400万人，公众间的国际交往的接触面远远超过政府交往。这种交往是实实在在的文化的双向传播。中国人向世界公民的身份转变给了我们展开公共外交的广泛可能性。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强大，中国发生的事情往往就是世界的事情，随时会成为世界的舆论主题，中国有必要通过公共外交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国家都有与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积极性。中国的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促使中国公众要肩负起和国际社会沟通的责任。
第二，公共外交是促使西方摒弃冷战思维要做的功课。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冷战思维依旧弥漫在西方国家中。所谓冷战思维，就是二战后在两大阵营冷战时期一种意识形态。冷战已经结束，但是西方有的势力仍然人为地维持对立的意识形态鸿沟。对于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西方一些势力都有反对的倾向。同样的事情如果印度或巴西去做就可能没有问题，中国去做就有问题。这种偏执会产生遏制中国的政策和行为，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利益的冲突，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时有严重的歪曲，乃至攻击。西方连年不断地制造“中国威胁论”之类的炒作热点，通过他们强大的媒体宣传，致使许多外国普通人士也对中国有所误解。如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缺乏民主；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被认为是为了取得军事霸权；中国经济的发展被指责会增加外国的失业率，甚至光明磊落的中国对非洲的政策被诬为新殖民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