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史的写法有很多种，就体例而言，可以有“纵”的和“横”的。“纵”的是贯穿历史的，而“横”的是共时的。就语言学史而言，可以有按“国别”分，即国别史，如：F.J.Newmeyer （1980）、周法高（1973）、王力（1981）、濮之珍（1987）、赵世开（1989）、邵敬敏（1991）、赵振铎（2000）、何九盈（1985，2005）等；可以按“区域”分，如：T.A. Sebeok（1966）、Theodora Bynon&F. R. Palmer（1986）、徐志民（1990）、刘润清（1995）、Keith Allan（2007）等；可以按“时间”分，即古代史，如：何九盈（1985），和现代史，如：M. Leroy（1971）、何九盈（2005）等；可以按“类别”分，即通史，如：林祝敔（1943）、岑麒祥（1957）、康德拉绍夫（1979，1985）、王力（1981）、濮之珍（1987）、徐志民（1990）、赵振铎（2000）、邵敬敏（1991）、刘润清（1995，2006）、冯志伟（ 1999 ） 、Harold Goad （ 1958 ） 、John T. Waterman （ 1963 ） 、Thomas A.Sebeok （ 1963 ） 、R.H. Robins （ 1967 ） 、G. Mounin （ 1970 ） 、Herman Parret（1976 ）、Geoffrey Sampson（1980）等，和断代史，如：Thomsen（1902）、Holger Pedersen（1931）、G. Mounin（1975）、F. J. Newmeyer（1980）、林玉山（2000）、姚小平（2001）、李开（2005）等；可以按“内容”分，即全史，如：林祝敔（1943）、岑麒祥（1957）、刘润清（2006）等，和专门史或曰学科史，如：G. C. Lepschy（1970）、F. J.Newmeyer（1980）、E. F. Koerner（1999）等等。此外，还有一种较为特别的语言学史著作，它是以人物传体的形式呈现的，即语言学人物志，如：T. A. Sebeok（1966）、中国语言学家编写组（1984）、岑麒祥（1989）等。可见，一部著述可同时属于不同的类别，这是因为划分类别时，人们所采取的不同视角所造成的。就Vivien的著作而言，如果从类别划分，它属于断代史；如果从时间来划分，它属于古代史；如果从区域来划分，它属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语言学史。
1. 《欧洲语言学史：从柏拉图至公元1600》的梗概《欧洲语言学史：从柏拉图至公元1600》是由英国语言学史家Vivien Law教授于2003年出版于剑桥大学出版社。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教学和研究的结晶所汇聚而成的。本书共有十二章，从内容上看可分为四部分：一，语言学史研究的基础知识，即第一章；二，从古希腊到公元1600的语言学研究，即第二章至第十章；三，公元1600年后的语言学研究概述，即第十一章；四，成为语言学史家的要素，即第十二章。此外，书前有前言，书后有语言学史研究资料汇总、分章注释和索引。下面将各部分的内容，简述如下，以便共同分享。
1.1 语言学史研究的基础知识
从内容来看，这部分首先介绍了本书所涵盖的内容，然后引导读者涉入语言学史所需的基础知识，即：一，何谓语言学史？二，研究语言学史需要什么背景知识？（从三方面进行论述）；三，语言学史家的本职（做什么？如何做？做时须注意什么？）；四，研究语言学史的原因；五，语言意识与语言学研究的区别（即：解决实际语言问题，未必能形成语言学）。对于语言学史研究的理论层面，给予了简明易懂的阐述。我读后有种感觉，就犹如饥渴三天，猛然发现清泉一般。
1.2 古希腊到公元1600年的语言学研究
在第二章（希腊哲学与西方语言学的源起）中，作者首先概述了古希腊人对语言研究所作出的贡献，即语言的起源、语言的符号本质、语言与思维和现实的关系、音义关系、语言演变的原因和语言结构的分析等等，然后具体地论述了古希腊之前中东人所持的世界观、古希腊发现人类的独立智识（human intellect）、柏拉图论“语言乃通往现实之途”、亚里士多德的“使用中的语言”（language in use），即：语言服务于表达思想感情、语言用于思辩（dialectic）、语言的修辞作用和语言用于表达情感（poetics），等等。最后，她得出结论：“我们可以把语言用作工具来探寻真理”（Law 2003：33），即语言工具论，也就是哲学家探寻世界真理的工具。
在第三章（哲学的过度：走向语法学科）中，作者引用实例具体而详细地论述了古希腊的斯多葛派（the Stoics）。这一学派赞同把哲学分为三类，即逻辑学（logic）、伦理学（ethics）和物理学（physics），其中，逻辑学则专属研究语言问题的学科，可以再分为思辩（dialectic）和修辞（rhetoric），但并非今天意义的语法。这派赞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家把语言当作探寻真理的工具，而非研究语言本体的学科”（Law 2003：38），即：语言工具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展开了斯多葛派的语言观的论述。然后，作者通过《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对古罗马最有影响的大学问家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116-27BC.）的语言观，进行了具体地分析和评述。
在第四章（从识字到语法：古人对语言结构的描写）中，作者首先概述了人类社会“从识字到语法”现象的普遍存在，然后翔实地记述了“海伦时代与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术氛围”，从而深入到语法发展的主题，并大量引用原本和其他早期文献具体地述评了由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1（Dionysius Thrax, ca1709-ca90BC）所写的西方的第一部语法著作《语法术》（Tekhnē grammatikē）、罗马的语法研究、昆提利安2（Quintilian）与理想的语言教育、多纳图斯（Donatus）与学校语法3体例、多纳图斯之后的评论、规范语法：外国人与语言形式、形义结合、普利西安4（Priscian）的语法研究，等等。
在第五章（基督教与语言）中，作者首先阐述了基督教的诞生，然后才系统地从“语言起源：亚当命名”、“ 语言多样性：巴别塔”和“意义、形式与言语行为：词的化身”等三方面论述了圣经的语言观。最后，她分别简短地论述了“中世纪语言研究的优先考虑对象：精神”和“意义、形式与语言学分支”，以结束本部分的论述。
在第六章（中世纪早期）中，作者先阐述了中世纪的语言学思想，并对其在中世纪的发展进行了分期，即中世纪早期（公元500-800）、中世纪中期（公元800-1100）、中世纪后期（公元1100-1350）和中世纪末期（1350-1500）。然后，她又分别论述了“语言作为更高层面的指向：中世纪的littera5理论与关联思考”、“教学语言政策：面向语言唯物论的推动”和“语言转化：创制拉丁语描写语法”，即补充多纳图斯语法、补充材料：名词形变（Declinationes nominum）和修订多氏《小艺》6（Ars Minor）：阿斯坡罗斯（Asporius）与英伦诸基础语法学家等。最后，以“形成词汇结构意识：形态元语言与视觉呈现”作为本章的收尾。
在第七章（加洛林7文化复兴）中，作者首先定义了“文艺复兴”，并进一步过渡到“加洛林文艺复兴”，然后运用详实的史实材料系统地论述了“普利西安《语法原理》（Institutiones grammaticae）的再发现”。最后，作者从思辩应用于语法、术语的重新定义和思辩与语法内容等三个方面，具体地论述了“语法与思维定律的联系：加洛林时代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发现”。
在第八章（学院派：语言与现实的联系）中，作者首先论述了“大学与语言教育的普世性”，然后分别论述了“亚里士多德：从运动到语音和句法”、“应用语法”、“亚氏的形而上学：区分本质与任意性”，即：思辩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一元语法的出现、意图语法（intentionalist grammar）与言语行为、思辩语法的终结等。最后，作者以大学语法教育中的“新发展：从隐性走向显性”结束本章。
在第九章（中世纪方言文法）中，作者在定义“方言文法（vernacular grammar）”，并论述了“普遍语法”和“专门语法”后，对写就“方言文法的原因”和“英国的方言文法”进行详尽的论述，然后以“《古冰岛语》--- 第一部语法论”为个案对“改革正字法”进行论述。最后，她以“奥西坦文8的Leys d’Amors
第十章从七个方面阐述了“文艺复兴：外部世界的发现”这一主题。这七个方面是“语言学史研究的转折点”、“对物质世界的关注：训练观察能力”、“科学思维：语言收集与语言剖析”（The Scientific Mentality: Collectors and Dissectors）、“古典拉丁文的再发现”、“拉丁文：与其他语言相同吗？”、“思索语言形式的新方式：基督徒面对希伯来文”和“尊重方言”。在尊重方言部分，作者运用了由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72）著的意大利方言文法《托斯卡纳语文法》（Grammatica della lingua Toscana, 1437-1441）、Antonio de Nebrija（1444-1522）为伊莎贝拉女王（Queen Isabella）而作，旨在规划语言的西班牙语文法《卡斯泰拉纳文法》（Gramatica Castellana,1492），和由William Bullokar（ca 1520-ca 1590）著的《文法手册》（Pamphlet for Grammar）来系统地阐述，这段时期学者们对处于弱势地位语言的尊重。
1.3 公元1600年后的语言学
第十一章在介绍本章梗概后，回顾了上一段历史中语言学的发展演变，得出语言学发展所经历的两个转折点，即：一，过渡到一种体验世界的方式，即用推理取代直接精神感知，精神感知似乎产生于苏格拉底之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00左右促生了逻辑思维（推理）；二，文艺复兴实现了意义感知与思维构建具有了同等的地位，这一态度的转变直接促生了观察和实证的思想，因此才有了贯穿于今日每个学科的科学思辩，也包括语言学在内。承袭了历史的成果，观察进一步在语言学中得到应用，并在公元1600后的语言学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因此出现了一大批与语言研究相关的学者，如洛克（Locke）、J.海里斯（J.Harris, ）、赫尔德（Herder，1744-1803）、施莱格（Fri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等等。最后，她探究了20世纪的语言学的新发展。
1.4 成为语言学史家的要素
本书的最后一章从培养史学者所具备的能力、道德准则与语言学史学者：著述的影响，和工作方法的道德准则等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成为语言学史家的要素。
2.评述
犹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是一本语言学史的教科书”（Law XV）。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书有三点不同于前人的著述：尾注只提供文献；附加信息以文内信息栏的形式呈现；嵌入图解说明，尽量避免语言学或哲学的专业辞令。从整体而言，本书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本书的编排虽是按照时间顺序，但并非是记账式的史实罗列，而是力创这些史实合理出现的语境，其优点在于有效地避免了远古史撰写中由多人合作所产生的多视角重叠或思想断层的现象。此外，本书不仅呈现了历史人物的语言思想，而且还交代了这些思想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成因。
二，附加信息以文内信息栏的形式呈现，而并非脚注或文末注释，这不仅方便了读者阅读，而且在加大信息量的同时，还具有不分散读者注意力的优点。作者能以一人之力收集如此宏富的史实信息，又能以如此清晰而便捷，且不受时间束缚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这充分地展示了作者的学术实力。
三，以如此宏大的篇幅详细地阐述了远古至公元1600年的语言思想史，打破了前人只言片语式的概述状况。此外，与语言思想相关的史实信息，处处可见，如“字素”（morpheme）始现于1896年（Law 2003:68）、“索引”及“目录”自13世纪开始通行（Law 2003:70）、“女书”（female scribes）及其作者的首次提及与评述，等等。可见，本书的跨度是何等的广泛。
四，每张末都提供了一份参考书名，这不仅为本章内容提供了充分的参考信息，而且也给读者提供了选择研究话题的机会，而书末的“语言学史研究资料汇总”又强化了这一功能。
五，为了与当前的研究相衔接，作者又安排了一个过渡章节，概述了公元1600年后的语言学的发展状况，从而清楚地勾勒出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继承性。
尽管本书的初衷是撰写一本通俗易懂的教材，但本书并不适合学生阅读，反而更适合于语言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之用，因为作者对细节的把握及其保持高度学术标准的行为，已大大超出了撰写教材的范围。此外，本书还存在括号错置（第32页）、定冠词丢失（参见271页：the psychological side of）、词汇拼写（第220页：Isagwge）等小问题。
最后，本书第八章第二节的内容安排似乎有点错乱。不论在标题中，还是按照语音和句法的出现顺序，似乎都应该是先语音后句法，而书中却是先句法后语音。
3. 结语
可见，其独特性体现在多个层面的，从而使得许多语言学史家甘拜下风。但本书也不是没有一丝瑕疵，可跟其优点相比，这些瑕疵就显得十分微不足道了。与当前坊间的众多语言学史书籍相比较，本书真可谓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