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骑
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走向大国的中国外语战略的核心问题，是要首先确立国家外语战略的基本价值取向，以科学发展的外语战略价值观统领外语战略发展全局。到目前为止，关于外语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和国家战略中地位和作用问题，一直是教育界，甚至是社会的争论焦点和热点问题。从传统意义上看，将外语作为语言工具性的教学的“工具论”似乎是主流观点。但是，“工具论”的说法过于片面和草率，因为它严重忽视了外语的教育价值，淡化了外语教育的人文素质培养作用，笔者认为，走向大国的中国外语战略的价值取向不能简单草率看待，而必须将外语的作用置于全球化的国际视野中，从整个国家战略、社会进步和人才发展的全局考虑。要回答时下针对外语教育的批评和质疑，就必须重新认识外语的性质、功能和地位，重新论证国家的外语政策。
世界主要国家外语教育的战略价值取向
环顾世界，确立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战略价值，服务于国家的核心战略，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共识。如美国在9·11事件后，将外语教育政策上升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2006年美国颁布的国家“旗舰语言”（关键语言）计划，就明确了国家对于发展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外语教育的重视和关注，从而以国家战略的形式予以确定。美国国会于2007年春要求美国政府将原有的《国家外语协调法案》提升为《国家外语战略》法案。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家外语战略更为重视，并鼓励国人要多学外语。在欧洲，英国政府为了积极促进英国的外语教育改革, 于2002年由英国教育技能部颁发了一个题为“全民语言学习”的战略文件，该文件分析了英国面临的挑战，从战略高度提出了外语教育改革的目标和总体设想。此举为在今后十年内提高英国国民外语素质提出一个战略性的规划。
再看中国周边国家，日本和韩国也建立了外语教育政策的战略价值取向，将外语教育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近十年来，日本先后出台了“战略构想”和“行动计划”等多项报告和文件，明确将外语教育作为国家战略进行发展。韩国政府更是明确了国家对于公共外语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以举国机制推进外语教育改革，彰显韩国国际化战略的强大意志。2008年，为了增强在全球化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争取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越南政府出台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教育体制下的外语教学规划”（2008-2020），越南政府为了推进这一中长期外语教育发展战略，将投资约10亿美元，分5个阶段在越南大、中、小学全面进行外语教育改革，目的是帮助学生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2011年，中国外语面向世界，积极推进国际学术交流，先后主办了“世界俄语大会”、“世界日语教育大会”以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等多个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外语学术会议，标志着中国外语教育事业正逐步从“本土”走向“世界”，积极对接国家“走出去”战略。那么，一个正在迈步走向世界的大国，应该如何对待和认识外语战略的价值，确立外语教育政策的正确价值取向，这是中国外语战略和政策研究者必须重视的根本问题。
回顾两千多年来中国外语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外语战略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民族正是通过外语教育发展，引领着国家和社会不断前进，而不同的外语战略价值取向，也是推动或制约国家发展战略步伐的关键。
从“文化融合”到“尊夏攘夷”的古代外语战略价值观的衰变
我国早期的外语教育主要缘起于对外交流，是为满足当时对外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的基本外语服务需求得以发展，唐宋时期的宗教译经运动，也推动了当时外语教育的发展。古代中国的外语教育在多次不同的民族融合和文化开放的过程中，有了一定的发展。以“文化融合”为价值取向的古代外语教育为扩大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交往，符合当时古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需要，为实现与世界各民族文化沟通和交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
然而，及至明清时期，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却较为滞缓，这是由于当时明清政府一味地奉行封闭保守，固守内陆的国家战略所致。巩固和恢复帝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实力，以及农业经济那种自给自足的思想致使明清两朝采取“自闭排外”的政策，实行“海禁”。当时“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滋生了统治者的文化优越感和虚骄自大的心态。这种外语教育政策体现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思想观念，并以其保守自闭严重制约了当时对外汉语与汉文化的教育发展和传播。而这一“自闭排外”的文化心态，在清朝“康乾盛世”的光环下，显得格外明显，从而致使清朝初年外语教育发展滞缓受限。从“文化融合”到“尊夏攘夷”的外语教育价值取向的蜕变，正是由于政策的价值倡导出现严重的单一“偏差”，忽视外语教育的公共价值和利益群体价值诉求造成的，最终导致了古代外语教育，乃至国家和社会的封闭和落后。
从“政治工具”到“中体西用”的近代外语战略价值取向的演变
及至近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惊醒了“夜郎自大”的统治阶级。在洋枪洋炮和丧权辱国的条约面前，统治者们方才认识到外语人才的匮乏以及国家外语能力的欠缺。于是，为了效法西方科技，克服语言障碍，外语教育作为洋务运动的“先遣队”，揭开了近代教育发展的序幕。但是，当时统治者奉行的“中体西用”的思想还是将外语教育视为学习西方科技的工具，对外语教育的价值取向认识单一，由此，外语教育的工具性价值也仅仅是从特殊政治工具转变为通往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工具。当时“华夷”观主导的国家发展战略致使中国没有拓展、深化对外语教育价值的认识，错失对外部世界在思想和文化进一步深入和细致认识，从而与世界“失之交臂”。历史是一面镜子，这个外语教育政策工具性取向定位的错误，是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史上的一个价值取向的深刻教训。如果不能正确提出外语教育的基本价值倡导，忽视外语教育作为教育的公共价值追求和属性，同时又放弃积极引导和调整各利益群体的价值诉求，那么，必然会导致外语教育的价值单一倾向明显，致使外语教育“价值异化”。值得我们警醒的是，时至今日，在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思想盛行的社会，关于外语教育工具论还是甚嚣尘上，似乎很有市场。诚然，语言的确是具有交流和使用的工具属性，外语教育也确实具有实用工具性价值，但仅此而已吗？
从“炼石补天”到“和而不同”的外语战略文化价值观的转变
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外语教育的文化传播和塑造价值得到认识，特别是经过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洗礼之后，中国民智初开，纷纷效法西方文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外语教育开始普及，开社会文明之先风，培养了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开放和发展的姿态展现在世界面前。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由此经历了立足于自身传统和现实而展开变革和创新的国家发展的新历程。然而，经过十年文革的浩劫，国家百废待兴。为了适应和推动国家改革开放的战略发展需求，1978年召开的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对当时国家战略下的外语教育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认为外语教育具有直接汲取国外先进文化和科技的作用，必须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创新中发展进步，坚持取长补短，为我所用的价值观，为国民经济建设和“三个面向”培养一大批懂外语、服务四化的现代化人才。在这一外语教育价值定位的指导下，中国外语教育由此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
进入21世纪，面对全球化包含着的一种具有支配性的逻辑和同质化的侵袭，外语教育发展就面临着极为敏感的文化问题。外语教育既有利国利民的一面，也有挤压母语文化，造成本土文化失语的可能性。因此，外语教育政策价值观的确立必须一方面认识到中国的变革离不开向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的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开放性中确立自身的自主性。为此，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在价值观上积极倡导跨文化素质教育理念，将外语教育与国民跨文化素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必然是基于中华民族文化对国外文化的理解、吸收、汲取、借鉴和交融的过程。为了避免外国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侵蚀（如语言帝国主义思想的侵袭），我们一方面要保持必要的警惕，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树立和谐语言生态的外语教育价值观。学者费孝通在晚年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与共，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以及文化自觉思想就是对“和而不同”的外语教育价值观最好的阐释。一方面，我们在确保文化安全的同时，积极吸纳多元文化，因为只有熟悉并且了解包括本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各国语言文化的人，才能学会尊重和理解所有的文化和人类文明；只有懂得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和多种民族并存的人，才是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所需要的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另一方面，我们从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度，警惕语言领域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并致力于向国际推广汉语作为外语的教育活动，从而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这种跨文化人文价值素养正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外语战略价值观的本土建构。
走向大国的外语教育战略价值取向建构
一个国家外语教育发展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其是否以开放和积极心态走向世界的真实写照和客观条件。通过梳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我们认识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语教育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其单一的工具性价值，而是在于其对国家现代化，社会进步以及人才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从中国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正是要构建通往现代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一座“桥”，是联通中西科技文化，实现文化交互、吐纳、融合，提升全民国际素养，塑造现代化国际大国形象，建构国家国际竞争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桥梁”和纽带。因此，我们必须权衡公共价值追求和利益群体的价值观点，明确基本价值倡导，建构外语教育政策的战略价值观。
走向大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必须将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置于战略高度，确定和构建外语教育的战略价值观。这就意味着国家作为外语教育政策的决策主体，在权衡公共价值追求和利益群体价值取舍的基础上，将外语教育发展作为国家一项重要战略，从战略高度规划和部署外语教育政策的过程，制定和调整外语教育政策的内容，并负责统筹配置教育资源和投入，通过国家机制协调外语教育政策发展，从而确保外语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战略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外语战略价值观是当前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中最为根本、最为核心的问题。
走向大国的中国亟待建构外语战略价值取向。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语教育必须走出自己的新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特点和实际的全球本土化外语教育政策的战略价值。走向大国的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战略价值在于：在国家战略和政府强力驱动和支持的基础上，为提高全民的综合文化素质，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融合国家和社会客观发展需求与个人全面发展主观需求的，体现“全球本土化”价值取向的外语教育政策价值体系。
在这个新政策价值体系下，“全球本土化”价值观的构建最为重要，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外语教育战略发展的核心所在。它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为了提升国际化程度，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大国崛起，加强与国际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全球化的视野来定位本国的外语教育发展战略和政策，将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外语教育的客观需求与国民成长和发展的主观需求相融合，通过吸收和借鉴国际外语教育先进教育理念和方法，结合本国的外语国情，积极改善本国的外语教育质量和效率，争取本国的国际话语权，传播和推广本国文化价值观，从而实现国际理解，走向世界，发现东方的目的。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